三
    前段所论，主要在于说明西欧由封建农本经济内部滋生的商业和城市经济，从农本经济的补充，发展为侵蚀和分解它的对立物，终之使商品经济取得对农业的支配。商业和城市迅速发展，在一些乡村工业的集中点，又兴起了不少繁荣的新城市。从此，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对商业的评价，和已往大不相同。商人交通王侯，以其财力支持政府，而王权集中的政府则以政治力量推动和保护商业。在一个时期里，商人虽还不能与土地贵族比高下，如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豪商，还多少有点和中国封建时代以买卖起家的富翁相似，“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往往以广置田产、跻身于土地贵族为得计，但从总的趋向说，商人本身的事业和地位，已蒸蒸日上，越来越得到人们的称羡。到了十七世纪，在英国，诺里季的商人已能从绅士之家收其子弟为学徒（62）。经商为贱业、牟利为不道德之类的经院说教，已经成了迂腐之谈。托玛斯·孟（1571—1641年）说：“商人是国家最好、最有益的成员，应当受到一切优渥。”（63）所谓“一切优渥”，其中主要的一点，是由国家执行符合商人要求的重商政策。十六世纪末，威廉·坎姆屯（William Camden 1551—1623年）也曾盛称大量出口的英国毛呢为“国家的支柱之一”（64），而英国政府确也早在十四世纪就已开始采取保护毛织业的措施了。
    重商主义政策的出发点，要解决的问题，和以农为本的封建国家的经济政策根本不同。以农为本的封建国家，经济政策的首要问题在于谋求粮食自足。封建中国的历代王朝，以重视农业生产，积贮防荒为要政。论史者也多以仓廪充盈、民有盖藏为太平治世之征。西方封建国家亦复如此。自加罗林时代以迄中古后期，国家经济措施的主要目的，也在于保持粮食自足，为此推动农耕，防备一再发生的饥馑（65）。重商主义政策却不以求得经济自足为目的。要求实行重商政策的商人，是为了保证和扩大商业利益；执行这个政策的政府，是为了谋求国家的富强，巩固和加强其本身的统治。重商主义政策是商人经济利益和国家政治利益两相结合的纽带。
    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施摩勒尔曾经认为，重商主义的历史意义在于“国家的建立”（Staatsbildung）（66）。所谓“国家的建立”， 指的是建立王权集中统一的民族国家。瑞典经济史家赫克希尔也认为，重商主义是和近代西方国家在兴起和巩固过程中既反对封建分立，又反对帝国大一统这一政治形势相联系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说，“重商主义是统一的动因”（67），又说重商是为了“适应国家政治威力、尤其是军事威力的需要。”（68）培根生当英国重商主义的时代，在所著《亨利七世史》一书中也说，国王把对于“富”的考虑，从属于对“强”的考虑（69）。这就意味着重商主义的执行，政治优先于经济。从西方新兴的王权集中的国家来说，对内需要削弱封建分立势力，对外需要与实力相当的敌国或更加强大的敌对势力作斗争，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把巩固和强化其国内外地位作为执行重商主义政策的首要目的，是合乎形势的必然逻辑。但是，对重商主义历史意义的理解，不能限于政治一个方面，政治也不是最根本的方面。求富、求强，有对国家政权的意义，也还有对商人、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意义。对国家，求得强大的、足以慑服内外敌人的威力是目的，财富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对商人，对新兴资产阶级，求富、求得经济利益是目的，而国家强大的威力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两者的意义不同，但无伤于两种利益的历史结合。从历史的长期发展看，这个结合中的政治方面是次，经济方面是主。重商主义在西方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取得的意义最深远的结果，不在于转瞬消逝的封建国家统一政权的威力，而在于国内外封建农本经济闭塞状态的空前突破，在于商业、跟着是工业的空前发展。
    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把重商主义与放任自由主义相对立。但从历史上看，这种对立不是绝对的，它只有相对的意义。在重商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前，植根于农本自足经济的封建分立势力，曾经为城乡商业流通设下了重重障碍。大小公侯沿水陆商道设置关卡，商品转运不通畅、不自由，这种情况在封建欧洲随处可见。莱因河是西欧沟通南北的一条要道，到中世纪晚期，全部航程上共有关卡约六十四道，商船才过前一卡，就可以望见后一卡。今天为游人流连忘返的一座座景色苍茫的莱因旧堡，在当年，几乎全是税吏呼喝停船的税站。水路如此，陆路亦然。在今北巴伐利亚这样一个幅员很小的地区，仅仅是穿越境内的一条商道上，到十七世纪末，就还有关卡二十几处（70）。这种闭关经济的象征物，在德国出现集中统一的政权以前，一直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在英国，由于较早地执行重商政策，情况大不一样。封建的英国也设置关卡，但须得国王批准，规定限期二、三年，五、七年不等（71）。到中世后期，这些障碍商业发展的关卡逐渐消失。消失的过程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想见的，即实行重商政策的中央王权，在关卡设置满期之后，不再批准，其自然结果就是各地关卡的消失。在西欧各国中，英国最先实现税制统一，因之国内贸易最自由，商品转运最通畅。这一点，连重商主义的批判者亚当·斯密都不吝称道。他说：“由税制划一而取得的这种对内贸易的自由，恐怕就是英国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72）所以，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在国内产生的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在全国范围内消除闭塞。重商主义和贸易自由并不是绝对对立的。
    重商主义政策由形成到盛行的时期，正值世界海道大通最初的两个多世纪。对外贸易，航海和造船事业的发展，殖民地的掠夺和开发，都成为重商政策的重要内容。十六、七世纪，英国和荷兰是执行重商主义政策最早、收效最显的两个国家。两国由商人组合、由国家支持和授权的对外贸易公司，实际是贯彻重商主义政策的驻外机构。1564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商人开拓公司”以法人的法律地位，在公司的名称上冠以“英国”一词（73），其意义就在于标明对外贸易公司在一定范围内代表国家利益的性质。后来，十七世纪初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则是得到更广泛的授权，具有政治和经济的综合职能，以重商主义政策为纲领，从事广泛的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活动。以后几个世纪的历史说明，英国、荷兰以及其它西方国家的商业和殖民扩张活动，对其势力所及之处，造成了历史上不容重复的灾难，为所有进步历史学家所同声谴责。但是也要看到，在造成灾难的同时，这些基于重商主义政策而进行的扩张活动，对存在于十五、十六世纪以前的世界各地区之间的闭塞状态，也导致前所未有的突破。
    重商主义政策下的对外贸易，是以所谓“贸易平衡论”为特色的。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兴起以来，这个平衡的理论受到种种责难，其中突出的一点是批评重商主义把货币和财富混淆起来，以金银积累为对外贸易追求的目的。重商主义者普遍重视金银货币的输入和输出，这是确实的。但还不能说，取得净余的金银通货就是重商主义政策的最后目的。这样说，在历史上非平允之论，因为这个说法无视重商主义在理论上对发展工业的注意以及重商主义政策在实践中所取得的这一方面的效果。早在十六世纪后期，英国的海尔斯就已经提出，出口原料，购进成品，不利于国内生计。（74）这个论点所注意的，显然在于国内工业的发展，而非追求金银货币的净余。与海尔斯同时的法国政论家波丹，于1576年在三级会议中提出，对出口原料和进口制成品都应当抽税，不如此就不能保护国内的工业（75）。这个主张也显然是从发展国内工业出发的。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派对重商主义最有权威的批判者。可能正因如此，在同时代人中，他对重商主义的理解也最深刻。他说，重商主义提出富国的两大手段：“奖励输出和阻抑输入。……它阻抑工业原料和职业用具的输出，使我国商人处于有利地位，并使他们在外国市场上能以比其他国家货物价格低的价格出售他们的货物。……它又奖励工业原料的输入，使我国人民能以较廉的价格把这些原料制成成品。……”（76）尽管亚当·斯密对这两大手段在实际运用中的弊病提出批评，尽管重商主义也维护了不利于工业发展的商业垄断资本，但是不能由此否认英荷两国、特别是英国，在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时期，由于几个主要工业部门得到保护和奖励，获得了很大发展，取得了领先地位。英国的毛织业、造船业、适应海军扩张的兵舰建造和大炮铸造等行业，以及由此而连带发展起来的钢铁和其他金属冶炼、各种金属工具制造、制革、制钉、制针、制绳、制皂、染料等等，在国内外市场急剧扩大的影响之下，在不同工业部门的相互需求之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连锁反应的形式，兴盛了起来。由海外贸易积累起来的利润，一部分转入工业，加强了工业资本；生产技术在竞争中逐步革新，辗转推广；劳动力因农民土地被剥夺而大量转向工业——所有这些，又都为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创造了资本的、技术的、劳动力的前提。所以毫不奇怪，在实行重商主义最有成效的英国，最早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工业起飞。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