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工业革命，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取得了决定性优势，成了“世界的工场”。它没有敌手，或者说，没有使它生畏的敌手，它的工业才从此不须保护。于是主张放任自由的古典经济学应运而兴，重商主义在英国成了众矢之的。孕育新事物的力量、体系、制度，遭到由之成长的事物的否定、并受到批判，这也许是历史的一种常规，但并不由此否定新事物孕育者的历史意义。本文不采取批判重商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观点。存在于重商主义和经济放任自由之间的，从短期的历史看，是对立；从长期的历史看，是基于历史连续性的统一。不经过一个大力执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历史时期，虽然英国确实具有不少有利条件，也难说，会最早出现工业革命。
    在人类物质生产发展史上，自发生农耕和畜牧以来，工业革命是又一次伟大飞跃。英国、其后是西欧，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先后经历了工业革命。由此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向世界各地更广泛、更深入的扩张，各民族、各地区的相互闭塞，进一步遭到自西方国家执行重商主义政策以来的更强烈的冲击。农本经济曾经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欧以外的国家，或迟或早地发生了变化。变化较快的，商品经济对农本经济的侵蚀分解达到一定深度的，在变化开始阶段，往往也有一个由农本到重商的转折，一个多少是实行了重商主义政策的转折。易北河以东，以普鲁士为例，在完成德国统一的时期，官房学派的经济学，就力主实行重商政策，以保护后起的工业发展。其他资本主义工业化较后的国家，也都承受了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的遗产，在对外贸易中实行对国内薄弱工业的关税保护。十九世纪的日本和美国，都曾采取过这种政策，强化它们在工业化初期经济上比较软弱的地位。在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由于关税自主已被剥夺，虽然也有必要实行重商主义，但是一项重要的手段既已不复存在，要保护初起的软弱工业，也就不可能了。这些国家由落后的农本经济向近代工业化转变，需要另辟途径，这个途径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外来殖民主义的革命。
    现在可以看到，中世纪后期西欧城市经济的发展，先是突破国内封建农本经济的闭塞，然后是更多地突破邻近国家之间的闭塞。东西新航路开辟之后，在西方一些国家执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同时，资本主义市场向世界各地扩张，十五世纪以前东西方彼此闭塞和新旧大陆完全隔绝的状态，随之先后突破。马克思曾经说过的“不是一直存在的”世界历史（77），由此开始了它的存在。随着“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了。（78）这个变化是与西欧封建农本经济转向重商、旧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这一过程相伴随的。这个变化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
    亚欧大陆其它以农为本的封建国家，在同一时期，没有实现这一转变。几个皇权强大的封建大帝国尤其迟钝。亚欧大陆东西方在这一变化上的差异，使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经济发展水平包括航海能力大体相当的状态，逐渐失去了平衡。当世之人，对于世界历史形势的天平，已经开始向西方倾斜，几乎无所察觉；对于开始出现这一倾斜的原因，更无所知。本文第一部分所引大宰春台等因袭中国儒家之说关于农本经济的议论，作于十七、十八世纪之际，其时英国执行重商主义政策已卓有成效，距离工业革命也只有几十年了。在这样一个时期而仍然出现这样一种议论，其意义只能是反映当时笃古之士对世界历史形势的懵然无知，反映农本经济在有些国家和地区的韧性存在。中国的黄宗羲，生当十七世纪，提出工商皆本的论点。这在中国农本经济仍然处于支配地位的时代，是难得的新见解。但是距离形成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并使这个思想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张本，还相当遥远。当时的东方国家，农本经济基本如故，商业和城市经济虽已略见资本主义萌芽的依稀迹象，但为农本的附庸基本如故，闭关自守更如故，因之不可能察觉西方正在发生的世界历史的转折。葡萄牙人进入印度的果阿和第乌、中国的澳门，莫卧儿帝国和大明皇朝处之泰然，丝毫没有感到这就是处于重大转变中的西方新生力量伸入东方的第一个触角。工业革命以后，西方自十五、十六世纪起由农本而重商形成的优势，发展到了决定性阶段。从这个阶段开始，东方国家才继欧洲易北河以东诸国之后，感到传统农本经济的存在正面临来自西方的挑战。从世界历史的广阔范围说，这个挑战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对停留在传统的、封建主义的以农为本的农耕世界的挑战。不论农本经济的生存力有多大的韧性，它终将在这个世界历史的矛盾运动中发生根本的改变。当资本主义在各个生产部门取得支配地位以后，农业也必将从属于工业。这个论点已经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史所证实。不过，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内在矛盾，本世纪之内一些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取得的工业建设的成就，所谓“超工业化”时代科学和技术的飞跃发展，必然对许多仍然处于农本经济中的国家，在如何走向工业化的道路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这是当前世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但是已经越出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外了。略一涉及，以觇前景。
    注释：
    ①《汉书》，卷四，“文帝纪”，二年诏，十三年诏；卷五，“景帝纪”，后三年诏。
    ②日本经济史研究所编：《日本经济史辞典》，“士农工商”条，日本评论社昭和十五年版。
    ③参看《剑桥欧洲经济史》（1979年版），第3卷，第8章：“经济和社会意识”。
    ④《神学大全》，第二部分之二，77、4，见中译本《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43—144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参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itics,Ⅰ，a,1257a,1257b）。
    ⑤见《政治学》（Politics,Ⅳ， 4,1291a）。那时一些希腊城邦操各类生业的自由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被选担任国家公职，因之亚里士多德先举农、工、商，后及任公职者。
    ⑥《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第5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