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并非不可探索。以一定范围内的地区而论，田地开发之后，农耕的固着性较强，为适应有利地理条件而移动的可能性极小，除非放弃已开发的田地。在每一生产周期中，同时并进的耕作分工可能也极小。从耕地、播种，到收割、脱粒，必须循序分阶段进行，无从齐头并进，因之由技术分工而增加生产量的弹性也极小。消费者对谷物需求的弹性，不可能越出每人平均消费量的常数，因之也极小。但纺织不是这样。它不必固着于某地，必要时可以向着有利的环境移动，例如从十三世纪起，英国毛织业就曾向有水力可利用的地方移动。纺织生产的全过程还可作并行而协调的分工，纺、织、漂、染，同时并进。消费者对用以制作衣服的毛织物的需求，又不同于对食物的需求，人均消费量可以有较大的弹性。因此，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之下，农本经济中耕的一面往往变化小、变化慢，而织的一面则可以发生较大、较快的变化。法国南部普鲁旺斯的谷物产量，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播种与收获量之比估计一般是1∶5，两个世纪几乎没有变化（55）。英国的毛织物产量，从1450年到1640年，也是两个世纪，把人口增殖的因素估计在内，由于产量上升而为每人提供的毛呢，平均增加约二至三倍（56）。这类资料虽然不一定具有典型性意义，但由此也可约略看出，即使在生产技术未出现重大革新之前，只要商业和城市经济对农本经济的渗透达到某种深度，织物的商品化一般会在增长的幅度上大于谷物的商品化。在牛羊蕃殖、毛织原料丰足并在农本经济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又处于有利条件下的地区，织物生产的商品化，对于农本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必然发生与其比重相应的较大、较深的影响，起前文所说的突出作用。十六世纪前后的尼德兰和英国，就是西欧处于有利历史条件下的这样的地区。这个地区商业和城市经济之发展为封建农本经济的对立物，促使它走向自己的反面，毛织生产的商品化是影响深远的突破口。昂利·皮朗曾经认为，毛呢是“中世纪商业的基础”（57），可能强调太甚。但根据十五、十六世纪尼德兰和英国的经济发展，说它对农本经济转向商品化起突出作用，恐不为过。
    尼德兰出产的细质毛呢，在罗马帝国时期即已闻名于阿尔卑斯山之南。在封建时代，约当十二、十三世纪，久已成为尼德兰土著产品的毛织业，在南北两部包括佛兰德尔、不拉奔、缪斯河流域，十分繁盛。城市之外，乡村、小地方，就地取材，就地生产，产品投向市场，可与城市产品竞争，是农本自足经济转向商品化的一支主力。十四世纪中叶，英国禁阻羊毛出口，原料不足，城市中的精织毛呢业衰退。但自十五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初，一种较粗、较薄、价廉、适应大众需要、产量增加弹性较大的新毛织，又在尼德兰广泛发展，对于促进农本经济转向商品生产的作用，比过去原料不能自给的精织毛呢，有过无不及。与此同时，尼德兰农业耕作，主要也已经不是生产为谋取自足的口粮，而是生产豆、薯、芜菁、蔬菜等城市人口所需的谷类以外的食品。依附于农耕的牧业生产，则以乳、酪、肉食等商品供应城市。毛织的商品生产一旦扩大，农本经济其它方面生产的商品化也就跟踪而来。在农本经济商品化的深度和广度上，十六世纪的尼德兰，尤其是在推倒外族的封建反动统治之后，在西欧可说首屈一指。
    英国这一时期中农本经济的变化，为人所熟知。本文在第一部分已经论及英国农本经济中的饲羊之盛，这是毛织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十四世纪初期，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1307—1327年）勒令禁止羊毛输出以后，毛织业经过约两个世纪的发展，生产大幅度增长。1348年，英国出口的宽幅毛呢仅4,300匹，到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年达122,354匹，增加接近三十倍（58）。传说中的威斯敏斯特的马太（Matthew of Westminster）曾经说，“英国羊毛，由佛兰德尔人织为毛呢，衣被天下。”（59）到了十六世纪，英国人就可以更为自豪，因为这时已不必假手于佛兰德尔的织工，他们已经以自己生产的轻软毛呢，投向各国的市场了。可以说，这时的英国毛织业，已经从农本经济中夺框而出，而且不必进入城市，在乡村中普遍铺开。尽管在表面上仍然沿袭家内制形式，但已是在受商人资本控制的委托制下进行分工生产，远不是为满足一家一户、一个庄园的消费了。十六世纪英国乡村毛织业的分布图，包括偏北的兰克夏郡、乞斯夏郡、约克郡，东、南、西部各郡，还有威尔士西南几个郡，几乎成了一个羊毛呢织国（60）。大体在同一时期内，英国生产的谷物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而且输向国外。十五世纪内曾连续通过法案，允许谷物出口，只有在输往敌对国家或当谷价上涨之际才受到禁止或限制。英国农本经济中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是以耕织结合的松弛解体，牧场和耕地的围圈和集中，土地经营的改变，农民被剥夺土地持有权并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这些对封建农本经济的震撼和破坏为代价而取得的。马克思《资本论》中对这一历史转变的经典论述，久已为历史研究者所熟诵了。
    在耕织结合的封建农本经济松驰分解的同时，城市，以其经济的渗透力促使农本经济发生根本变化的城市，也逐步蜕去它本身的封建主义的属性。
    十六世纪前后尼德兰和英国的变化，是对封建欧洲农本经济的最初突破。自给自足的耕织结合，从此在商品化的道路上分道扬镳。以此为其经济基础的封建分立势力，再也难以保持它的继续存在。农业和毛织业生产的商品化，当然还不等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但它为此提供了必要前提，为资本进入这两个领域开辟了道路。在亚欧大陆封建的农耕世界，只有尼德兰和英国最先实现了这一变化。同时期的法国有所实现，但局部、不充分。莱因河和易北河以东，普鲁士、波兰、俄罗斯，只能说都没有实现。（61）由此更东，从奥斯曼帝国直到亚洲东部的中国，在十六世纪前后这段历史时期里，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虽然也开始使农本经济产生了某些裂纹，棉、麻、桑等作物的生产，有了商品化的倾向，但从总的方面说，一切晏然，商业和城市经济仍然是农本自足经济的补充，距离占有这个阵地还相当遥远。城市仍然和农村一样，都在维护农本经济的封建帝国王朝的统辖之下。西亚和中亚一带的队商以及沿队商道路的城市，在传统的长途贸易之中，依旧是基本上起着调节游牧地带和农耕地带对彼此商品互相需求的作用。它们对于农耕地带的自足经济，不可能施加深刻的、促使发生根本变化的影响。孤悬于远东海外的日本列岛，这个时期的商业和城市，确也有所发展。著名的堺市还形成了城市自治机构，初次跨海而来的西方人，曾经誉之为东方的佛罗伦萨。这个称誉也可说是不为无据的，因为掌握堺市自治权的豪商，很象佛罗伦萨以及意大利北部其他诸城的商人寡头贵族，其自身还没有脱去封建的属性。织田信长等完成了巩固封建制度的事业之后，堺市和其它日本城市的商人，随即成了封建统一政权的御商。摆脱封建约束的问题，也还远在当时的历史视野之外。所以，尼德兰和英国发生的上述变化，是沉沉农耕世界打破自足经济闭塞状态的起点，是资本主义进入世界历史的起点，在海道大通的条件下开辟世界市场的起点。有了这个起点，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之间的闭塞状态将逐一遭到突破。不过，从世界范围说，这个过程还需要两三个世纪的时间，还需要物质生产方面的新的飞跃。十六世纪前后尼德兰和英国的变化，是这个重大转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