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忽略各部落内部的分歧，而从主流上考察印第安人对白人文化的态度和反应，大致可以总结出三种不同的反应模式，代表印第安人在文化撞击的浪潮下所采取的三种主要策略。
    第一种反应模式以易洛魁人最为典型，可称作“吸纳-复兴型”。易洛魁人原是东部最有实力的部落联盟，以发达的农业种植和完善的政治联合著称于世。但因在美国革命中选择支持英国的策略，受到沉重打击，土地丧失，人口锐减，民众消沉，社会陷于混乱瘫痪状态。在这种存亡绝续的关头，以塞尼卡人科恩普兰特和摩霍克人约瑟夫·布伦特为首的一批部落领袖，主张学习白人方式，放弃难以为继的狩猎活动，发展农业，兴办教育，接受白人传教士的指导和美国政府的“开化”措施，从而实现部落的复兴。他们的号召得到广泛响应。结果，从19世纪初开始，易洛魁人走上缓慢的复兴之路，社会走向稳定，人民生活获得改善，部落文化得以暂时走出困境（31）。但他们并未全盘白人化，吸收白人文化的目的，只在于复兴部落。
    切罗基人也同样主动吸收白人文化，所不同的是，他们采取更为积极和长远的规划，通过学习白人生活方式而达到部落文化的繁荣，这种方式可称为“吸纳-繁荣型”的反应模式。切罗基人也未得免于白人文化的冲击，但部落首领们远见卓识，深知要在白人的侵逼下获得发展，唯有在政治上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在文化上以白人为师，与白人通婚，欢迎传教士来部落活动。他们不仅从事定居生产，而且实行黑奴制，其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的富足，已超出边疆白人之上。他们还学习英语，并发明本族文字，出版报刊书籍。他们仿照美国宪法，建立以选举制为基础的立宪政府。虽经1830年代西迁俄克拉荷马和1860年代美国内战两次沉重打击，但切罗基人仍维持较繁荣的社会和文化，到19世纪末一直是可与边疆白人社区相伯仲的少数部落之一（32）。然而，美国政府却在19世纪末解散切罗基部落，阻断了部落文化的继续发展，也就葬送了土著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唯一一条理想而可能的途径。
    另一种反应模式的代表，乃是大平原地区的苏族人，其基本特征是由抵制白人文化而导致极度的衰落和贫困。苏族内部分成众多部落和胞族，均以猎取野牛为生，极善骑射，居无定所，以骁勇善战驰名，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苏族与其他大平原部落一起，逐渐被美国打败。美国政府要求这些部落放弃游猎而从事农耕。生存环境遭到剧烈破坏的苏族，长久不能适应这场巨变。他们既不事生产，又无法继续狩猎，有的酗酒颓废，有的参与反白人的秘密宗教仪式，于是沦入贫困悲惨的境地。苏族著名的首领，如坐牛、疯马等人，都以抵制白人文化而见称于史。但抵制的结果却是，“我们总在挨饿：我们从未够吃”（33）。
    三种反应模式中，“吸纳-复兴型”可见之于那些传统文化濒于毁灭而力图自救的部落；“吸纳-繁荣型”则仅出现在五大文明部落；“抗拒-贫困型”多以大平原部落为代表。当然，这三种模式远不能概括和包罗印第安人对白人文化的因时、因地、因部落而异的复杂反应。任何一种模式的抽象，都不免有以偏概全的缺陷。
    四、土著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随白人到来而开始的历时几个世纪的文化接触，使印第安人社会和文化的变迁，未能遵循其本身固有的逻辑而发展，所经历的是一种极不正常的变迁过程。土著文化的形态被扭曲，成为传统方式与白人文化的不和谐的混合体。不过，文化性质并未改变，土著社会演进一脉未断，印第安人也没有被同化，仍作为一个独特的种族和文化群体存在于主流社会之外。
    从文化接触开始以来，土著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引人注目。由于疾病、战乱和饥饿，造成印第安人人口急剧减少。据一种估算，1500年土著人口在100-200万之间，1800年降至60万，1900年仅余25万人（34）。1900年以后，人口回升，1910年为27.6万，1950年为35.7万，1980年达到136.6万（35），大致恢复到1500年时的水平。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离开部落进入白人社区居住和工作。城市印第安人1900年仅占其总人口的1％，1980年已达74万，超过总人口的一半（36）。 这一人口格局的变动，也反映血缘纽带在土著社会的作用有所弱化。种族通婚现象更为常见。家庭模式也不似从前，母系色彩趋于消退，父系家庭成为主流。过去男子狩猎打仗、妇女种植采集的分工，已为男子挣钱养家、女子操持家务的形式所取代（37）。土著政治制度一度为白人社会所打碎，1934年以后逐渐得到重建，但其形式已有很大改变。各部落均拥有成文宪法，部落官员由选举产生，部落政府部门众多，分工细致，结构复杂，较之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38）。20世纪70年代以来，部落自治和自决取得较大进展，部落政府对于保留地事务的控制，与州政府在本州的地位近似。党派风气也传入部落政治，但由于印第安人缺少政治经验，这种美国方式往往引起争执混乱，影响政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