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历史的启示
    综观人类历史，文化接触产生积极后果的例证，可以说俯拾即是。地中海周边国家由于吸收希腊文化而进入“希腊化”时期，出现过文化的繁荣；蛮族与罗马文化的接触，推动欧洲进入封建时代；女真族学习汉文化而崛起，竟至入主中原；日本人通过吸收外来文化而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可是，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的文化接触，何以酿出如此巨大而沉重的悲剧，几使一个种族在肉体与文化上濒临毁灭呢？印第安人在文化接触的背景下，是否存在一条由初民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不同于上述历史的理想道路呢？土著文化对于现代人类生活，是否拥有一定的价值？探讨这些问题，可以从这段不幸历史中寻找出许多深刻的启示。
    文化接触给印第安人带来灾难的基本原因，蕴藏于文化势差的悬殊与接触的不平等性之中。土著文化与白人文化在势能与性质上的巨大差异，已如前文所述。由于差别悬殊，当时不仅难于形成相互竞争和平等交流的局面，也消除了彼此融合的可能性。印第安人因差别和压力巨大而生抵触，不能全盘吸收白人文化；白人文化因势能极强而萌发优越感和使命意识，以改造重塑土著文化自命。白人社会在文化接触中占据主动，利用已经拥有的优势，对土著文化采取压迫和改造的对策，试图用文化手段来解决其社会发展中的所谓“印第安人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根本不考虑印第安人的利益，因而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性质。
    白人社会在文化接触中的种族主义倾向，集中表现为强制推行“开化”和同化的政策。他们从其文化偏见和利益要求出发，指斥土著文化为野蛮落后，强迫印第安人放弃传统生活方式，采纳白人模式，完全剥夺其文化选择的自由和社会发展的机会。这种文化上的专制和暴虐，配合物质上的夺占和肉体上的杀戮，把印第安人推向毁灭的边缘。
    正是缘于种族矛盾的背景，印第安人对白人文化的痛恨和抵制，随文化接触的深入而不断增强。白人社会为了赢得生存竞争，对印第安人采取驱逐、征服、欺骗、抢夺等各种手段，掠取他们赖以维持生存的土地资源。印第安人因此而对白人产生很深的仇恨与疑惧，很自然地把白人文化当作敌对的东西加以拒斥。在印第安人看来，白人恶棍之多，足可占满地狱（48）。所以，他们情愿一百次选择做“一个诚实的红种傻瓜”，也不做一个“强盗式的白种恶棍”（49）。所谓“文明开化”，按他们的说法，实际是摧毁或试图摧毁印第安人文化中一切美好的东西（50）。
    种族主义的另一个表现，乃是白人社会在同化和接纳印第安人这一问题上的自相矛盾。白人社会总是谴责印第安人野蛮愚昧，处心积虑地对他们进行“开化”和同化，可是，一个已经学会白人生活方式的印第安人，却因为白人的歧视和排挤而无法在主流社会立足。由于白人社会无法为“开化”的印第安人提供必要的生存发展条件，故许多人不得不重返部落社会。然而，又由于这些人已接受白人文化的影响，不能适应部落生活，而部落社会也不甚欢迎他们。这样就造成一批“身负两种文化”而处于文化夹缝中的“边界人”。福克斯人中流传一个故事，有个改信基督教的印第安人，死后魂无归处：印第安人不收留他，因为他是基督徒，天堂不让他进，因为他是印第安人：地狱之门也不对他开放，因为他是个行善的好人；于是，他重新活过来，并发誓永远做个印第安人（51）。可见，文化上的困境加深了印第安人对白人文化的排拒心理。另外，白人社会同化印第安人的目标，一直是把他们改造成生产自立的农夫和手工业者，但与此同时，白人社会自身却经历深刻变动，由农业社会步入工业时代，农场主成了一个日趋消失的阶层。于是，同化目标与美国社会发展之间呈现严重滞后局面，即使印第安人达到同化的目标，也无从适应急剧变化的主流社会。这种滞后效应带给印第安人的便是普遍的贫困。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打碎，而白人社会又没有给他们提供合适的生存发展条件，除陷入贫困之外别无他途。
    白人社会在文化接触中所持的种族主义立场，对印第安人来说，意味着文化的崩溃和生存的危机；在白人社会，则导致“文明开化”运动无可避免地以失败而告终。所以，种族主义意识无论表现在什么方面，都只能造成难以挽回的不幸，实在是必须加以抛弃的东西。
    印、白文化接触的历史，还引出了一个文化心态的问题。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表明，文化适应与适应者的文化心态和所适应文化的包容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持开放心态的人比较容易接受新的文化成分，而包容性大的文化则具有较强的吸纳融合能力。从印第安人的角度看，他们在白人社会开始向现代转型的时代，突然被卷入文化接触的大潮，如何以简陋的工具技术和古老的观念制度，面对一种工艺技术日趋发达、物质力量迅速增强的文化体系，这可以说是历史上罕见的难题。唯一具有可能性的途径，或许是主动吸收优势文化的长处，与自身的文化传统相融合协调，蓄积势能，从而改变在文化接触中的被动局面。在美国所有土著部落中，只有切罗基人、乔克托人等少数几个部落具有这种主动开放的文化心态。切罗基族一个首领1870年代末就白人文化的侵逼发表意见说，“伴随这些变化，我们人民的需求、习俗和生活必需品也会发生变化，……我们如果能更欣然地适应我们的邻人（指白人--引者）取得的进步，……我们的地位就会更强大，我们的权利就会更有保障”（52）。这实际是印第安人对待白人文化所应采取的最佳态度和策略。但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形的制约，使大部分部落在文化撞击中失去主动选择的机会。只是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发现吸取白人文化有利自身发展的人，才逐渐增多起来。就白人文化而言，如果能在拥有优势的情况下，用其有关自由、平等、人权的观念来对待印第安人及其文化，从而体现较强的包容性和平等精神，那么，印、白文化的关系格局将会大为改观。但是，“西方世界的人道传统中确立的反对压迫的保障，一再为征服的动力所忽视或否认”（53），白人对印第安人及其文化使用双重标准，采取了种族主义的压迫和剿灭方针，由此造成历史性的悲剧。相反，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白人社会逐步放弃强制同化政策，转向尊重异质文化的文化多元主义立场，使主流文化具备一定的包容性，在这种条件下，印第安人开始大量吸收白人文化因素，至少在物质与技术上，极大地缩小了与主流文化的差距。因此可以说，只有印第安人的合理的文化心态与白人文化的包容性相结合，才有可能促成土著社会全面进入现代文明。可惜的是，种族冲突所造成的历史负担，使这一局面迟迟未能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