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革命动乱和旷日持久的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受到破坏。大批男人上战场，大量伤亡，使人口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劳动力供应不足。拿破仑实行的大陆封锁政策对法国造成了双重影响。它保护了法国的民族工业。并使法国的工业品打入了大陆其他国家。但英国的反封锁割断了法国与其殖民地的联系，使海外贸易萎缩，一些从事殖民地贸易的港口城市陷于衰落，法国迫切需要的殖民地原料运不进来。法国要从英国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武器装备也同时受到封锁。大陆封锁固然也给英国工业及其同大陆的贸易造成一些危害，但英国仗着它在海上的优势，对法国进行了有效的海上封锁，并趁机抢占法国的海外市场，垄断了同殖民地的贸易。英国有些工业制成品和机器设备是其他国家的产品替代不了的，因此可以通过走私贸易继续进入大陆市场，其中也包括法国市场。
    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法国失去原先占领的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北部和来因河左岸地区、丧失了圣多明各及其有利可图的蔗糖贸易，政府因支付战争赔款和筹集偿付国债的资金而陷入财政困难，因战争结束而停止军事订贷后，钢铁和纺织工业都出现暂时的衰退。
    在税收政策上，英国实行对内自由放任和对外保护关税相结合的灵活政策。对国内经济，政府采取自由放任主义，很少实行直接干预，它大力推动本国产品出口，对一些商品实行出口补贴。在19世纪40年代改行自由贸易政策以前，英国对外国商品实行区别税率，对殖民地商品给以优惠待遇，对本国工业急需的棉花、靛青、木材等原材料实行低关税政策，而对糖、烟草、咖啡、茶、酒类等所谓奢侈品征收较高的关税，对可能与英国商品竞争的外国商品则征收高额关税。这种灵活的税收政策保护了民族工业，保证了廉价原材料的来源，并能充分激励竞争机制。在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的条件下，英国的国内市场和殖民地形成了当时“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②。
    法国长期实行保护关税政策，高关税虽对民族工业提供了保护，但也产生了消极结果，它限制了外国商品的进口，人为地维持着本国商品的高价，这使企业家容易满足于现状，倾向于保守，长期沿用旧的生产技术，在技术革新方面步伐缓慢，缺乏进取心和竞争意识。由于进口原料关税高，提高了产品的成本，使法国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保护性价格使企业家们有利可图，他们也不急于打到国际市场上去。法国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要比英国多得多。政府通过关税保护、财政补贴、直接投资、扶植和监督等措施，直接干预经济。过多的干预限制了企业创造力的发挥，影响了市场竞争机制的自由发展。
    英国社会较少受战争的破坏。11世纪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以后，英国基本上未遭受外敌入侵。17世纪中叶的内战以后，国内也未再发生大的战争。英国较早地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两党制和内阁制，社会比较稳定，统治阶级善于用暴力和欺骗的两手策略来压制国内的反对派，使英国较少发生法国常见的革命和动乱，安定的社会环境为经济发展创造了适宜的政治条件。
    由于地理位置关系，法国常被卷入欧洲大陆发生的战争。1661年至1715年期间，法国打了32年仗，随后又参与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年）和“七年战争”（1756-1763年）。法国在战争中损失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英国虽也是几次战争的参与国，但影响却截然不同，通过这些战争，英国扩大了它在海外的殖民地，加强了它在海上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为其工业品开拓了广阔的市场。
    二、文化氛围
    所谓文化氛围，很难给以确切的界定，这里不是讲广义的文化，主要是指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文化和精神因素，如国家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把科学知识用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务实态度、对新技术和新知识的渴求、在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中所表现出的积极进取和敢于冒险的精神，竞争意识、个人的能动性和社会活力等等。
    进入近代以后，英国社会渗透着较多的功利主义，人们渴望获取财富，富有进取精神，整个社会充满活力，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使英国变成了一个新教国家，实行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资产阶级革命后，虽曾一度在政治上排斥天主教徒和其他非国教教徒，但对异教徒的迫害不如天主教国家那么严厉。1689年又颁布《信教宽容法》，放宽和废除对非国教徒的限制。新教中的清教各教派信奉“成事在神、谋事在人”的预定论，赞许现世财富的积累，提倡节俭、勤奋进取的精神，把事业上的成功看成是上帝的恩惠。这样的宗教思想比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非国教徒在工商业发展中起了特别突出的作用。1811年，非国教徒在居民中的比例仅占1／5，而在主要的发明家和革新家中却占49％③。英国还吸引了大量来自大陆的新教徒，那些不堪宗教迫害的弗莱芒新教徒和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大批来到英国，他们带来了资金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特别是纺织技术，对英国纺织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起了极大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