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看法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混合社会形态。如Л。С。瓦西里耶夫和И。А。斯图切夫斯基强调说，按照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的各种形式》中对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三种形态的分析，和他在晚期关于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的论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三种方式是同时并存、互为交织的。它们同时并存于世界各地，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按不同程度结合在一起，在所有较为发达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如此。这三种形态可以说是原始公社进化的“三种模式”，原始公社从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演化，依“部落的天然性”和“经济条件”（13）不同而导致不同的“进化模式”。这三种“模式”具有相同类型的所有制和剥削，三者存在的基础都是超经济性的强制。而就生产力水平说，早期奴隶制社会与早期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并没有原则的区别，因为在人类生产领域中只有过两次根本性的革命变革，即为由狩猎经济过渡到农业经济提供基础的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和标志着资本主义到来的产业革命，其他生产工具的变革都未能引起社会形态的更迭。因此，“奴隶制和封建制不是两种对立的、甚至在阶段上有区别的社会形态，而是同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即以超经济强制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方面”（14），而亚细亚模式就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相互结合。后一种模式所以存在的时间最长、最稳定，就是由于这两种成分相互作用、彼此阻碍的结果。所以，这三者应被看作是统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内同时存在的几种结构”。（15）
    第四种意见与上述三种看法相反，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只不过是马克思在1853-1867年的一个假设，如В。Н。尼基福罗夫就坚决否认它的存在，并反驳了那三种意见。对于第一种意见，他反驳说，“独特论”者引证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提出的全部依据（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以公社为基础、有专制国家矗立其上、自然因素起决定作用等），后来随着他们的观点演变都一一被否认了。如《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完全没有提到大型灌溉工程对亚细亚的必要性，亚细亚国家的社会制度看来已不那么绝对专制，而马克思在对科瓦列夫斯基一书的《摘要》中承认东方（印度）自古以来存在公社所有制的同时，也承认存在土地私有制了（16），最后，他在致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里一次也没有提到国家，而在此之前，只要谈到农村公社，则总会提到它。这是因为，他们这时已接受了摩尔根关于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便没有国家的思想。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明确写道：“在为时较短的文明时期中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社会的财产因素，给人类带来了专制政体、帝国主义、君主制、特权阶级”。（17）此外，马克思在对梅恩一书作的摘录里还嘲笑了英国作者关于原始社会有专制国家的说法，说“愚蠢的约翰牛的主要的心爱理论，醉心于自古以来的‘专制’”。（18）同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古代国家是奴隶主的机构，封建国家是贵族的机构，但没有提到特殊的东方专制国家。
    对于第二种意见即“过渡论”，尼基福罗夫反驳道，过渡时期在历史上是常见的，不只在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才有。问题在于把所有过渡时期易名为某种社会经济形态，就意味着放弃社会形态概念。我们说的社会形态就是有其发生、发展与衰落的社会机体。如果认为世界历史中实际上有无数的社会形态，那就会使我们看不见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阶段和方向。有的学者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确曾描述过“过渡形态”或“早期阶级社会形态”这样的历史范畴，但在我们看来，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规定这类范畴，因为马克思认为每一种社会形态在经历形成、兴盛和衰亡以后，通过革命飞跃又转变为另一种更高的社会机体。在这样理解各社会形态的时候，各个过渡时期当然也应包含在它们的范围之内。（19）
    对于第三种意见即“混合论”，尼基福罗夫认为“混合论”者“错误地引证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形式》里的话，因为从马克思的所有著作看，不能把社会形态理解为数种等价成分的总和，社会面貌是由主要成分决定的，一定社会形态的主要的生产关系就是该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如果认为原始社会瓦解后产生的三种阶级社会“模式”都是平行的、独立的，亚细亚制度范围内并存的奴隶制的封建制也是平行的、独立的，那就等于说，他们既抛开了生产力，也抛开了主导的经济成分。而这样的“亚细亚模式”只有在封建制和奴隶制的成分保持一定平衡的条件下才能独立存在，否则，在封建成分占优势的时候，所产生的就不是特殊的“亚细亚”社会，而是其中有奴隶制成分的封建社会，而在奴隶关系优势的情况下，则是具有封建制成分的奴隶制社会。（20）再有，“混合论”者尽管似乎是在叙述社会形态，却完全不涉及上层建筑，如果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导成分有两个，那是否意味着有两个独立的上层建筑，或者有个共同的上层建筑，抑或在整个次生形态内的“三种模式”共有一个上层建筑，“混合论”者看来迥避了这类问题。（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