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若干有争议的新见解
    与以上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争论相联系，学者们对一般社会形态的理论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见解，这些见解也颇有争议，现择要归纳如下：
    1、关于“五阶段”式是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模式。
    众所周知，第一次国际讨论以来，社会形态更替的“五阶段”式，一直被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模式，然而在这次讨论中，有许多学者却认为迄今“历史科学所积累的事实材料，装不进为人习惯的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概念中去”（41），这主要表现在：
    （1）许多史实证明，传统的奴隶制概念不适合亚洲、非洲、美洲等地的社会。早在50年代中，民主德国就有学者提出，他们在用奴隶制概念研究印度、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古代史时遇到了困难，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基础是个体自由农民的劳动，其主要的阶级矛盾是大土地占有者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奴隶在人民起义中不起主导作用，因此他们断言，奴隶制只在希腊和罗马决定过生产方式性质。（42）苏联的Л。С。瓦西里耶夫在《古代中国的农业关系和公社》（莫斯科1962年）中认为，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中实际上没有使用奴隶劳动，周代的“上层”和侍候他们的奴隶一起，都是靠公社农民的劳动过活的（43）；И。А。斯图切夫斯基和B.A.亚科勃松指出，古代埃及、亚述和其他东方社会，其主要生产者也不是奴隶，而是隶农；（44）著名史学家E.M.茹科夫院士还在1960年在斯德哥尔摩历史学大会上就明确宣布，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不再把奴隶制视为普遍阶段，比如俄国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现过奴隶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在日耳曼民族那里也未发现过。英国的J.西蒙不但对古代东方，而且对美洲，非洲是否有过奴隶制表示怀疑，他说，“近代美国有过明显的奴隶制，但不能认定美国就属于奴隶制社会，因为那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说，“没有证据表明非洲各民族经历过奴隶制时代”（45）。法国的J.谢诺也写道，“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尤其是奴隶制……概念，似乎并不完全适合欧洲以外地区的社会情况……很多非洲学者都持这种看法”。（46）
    这一看法后来得到更多学者的肯定，如1988年来华访问的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副所长F·蒂奇尔曼教授在学术讲演中谈到，“鉴于现代的研究，把古代希腊－罗马方式称为奴隶方式已引起一些怀疑。在许多原始形态中，奴隶都在其内发挥着关键的经济作用，罗马帝国衰亡以后，乃至19世纪一些高度分化的阶级形态中，也有奴隶劳动，希腊－罗马世界本身包含着非常不同的地区，以及变化很多的时期。”（47）
    （2）部分学者怀疑欧洲意义上的封建制的普遍性，主张对封建制作新的解释。达尼洛娃说，“在我们的史学中，被视为封建制的许多社会里，大土地占有制都没有被发现……尽管那里的农民也受过象英国领地制度下的那种剥削”。（48）J.休列－卡纳尔认为，过去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认为非洲存在过一个“封建生产方式”，但据我们所知，殖民地化以前，非洲的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土地私有制和可以称为“封建的”土地制度。（49）捷尔－阿科皮扬写道，马克思晚年已意识到，欧洲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即当时科学界研究的德意志－罗马形态的封建主义，在印度大部分地区是不存在的。（50）霍布斯鲍姆断言，恩格斯明确指出，封建主义不包括东方，而且他也不打算把对农业封建主义的分析扩大到欧洲以外。（51）谢诺等人甚至认为，马克思对封建制社会的阐述并不那么透彻。（52）有鉴于以上看法，部分学者对封建主义概念提出了某些与以往教科书不同的解释。А。Я。古列维奇认为，“封建社会运动的规律性，原则上不能归结为一些经济范畴。如果作这样的归结，那就必然导致歪曲封建社会的实质，而把它赶到资本主义社会去了”（53），“在封建社会里，阶层的划分和与此有关的物质财富的分配，绝对不是只由地产决定的。族系、职业的种类，宗主权--诸侯的官阶等级地位和与之相联系的法律地位，在早期阶段，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54），“在封建制度下，基础是上层建筑分离出来的部分。”（55）达尼洛娃指出，过去苏联的学术著作把资本主义特有的规律性机械地搬到了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直接生产者……的闭关自守的……小自然经济》。（56）科比夏诺夫认为，“封建生产方式在于用超经济强制方式剥削小生产者”。（57）还有些学者虽然承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土地私有制，但同时认为私有制在那里不是显贵身分的首要条件，“相反，显贵身份和特权地位才是财富的前提条件”。（58）
    由此，部分学者主张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说明类似现象。“今天，某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感到十分尴尬……，无论传统的奴隶制生产，还是传统的封建制生产，都没有普遍的意义”，“只有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才能更好地解释历史现实中的某些现象”。（59）也正由于此，传统的“五阶段”论的普遍适用性受到怀疑；按“独特论”者的看法，人类历史发展应该是六阶段，按“过渡论”或“混合论”者的看法应该是三阶段。
    2.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和更替的程序问题。
    部分学者认为，以往对于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解总是偏重于单线进化，事实上，不论根据科学史实还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有论述，世界历史发展都不是单线进化，而是曲折的多线演进。霍布斯鲍姆指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论述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制度，显然是指公社崩溃时可能发展的各种形式，说明原始公社制度的发展有三条或四条路线，这些路线各自代表它内部存在或隐含的社会劳动分工形式，即东方形式、古代形式、日耳曼形式和斯拉夫形式，可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这却被说成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这样看显然不符合实际，因为就科学史实而言，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其他生产方式并存，就马克思的某些论述看，《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论证和其它著作的分析也没有暗示这种单线式联系。因此，马克思的原意是指更一般意义上的发展。（60）他断言，“马克思最初的社会经济形态序列已被改变，但人们还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代替序列”。（61）西蒙解释道，《〈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话应该联系它的前后文来理解。马克思当时所以这样说，是为了驳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永恒的。而马克思在正文中的一段注释：“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62），说明他试图区分从公社或部落组织产生的各种基本社会形态--亚细亚的、古代日耳曼的，可能还有斯拉夫的，其中每一种都趋向于产生一种形式不同的社会分工，如“古代生产方式”时期的城乡分离，印度农村公社内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从而走向封闭。（63）戈德利埃写道，“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提出了通过军事民主制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三个例证。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从无产阶级社会向奴隶占有制社会过渡的例证。相反，日耳曼人的历史却是向封建主义前期的阶级社会的过渡。可见，恩格斯证明，向阶级社会过渡是多种多样的。而关于发展多样性的这个假设，后来却被人遗忘了，其结果，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面前似乎只有一个问题，即到处寻找恩格斯为西方的发展道路所拟定的那些社会发展阶段。可是，这种方法在大多数场合都行不通，因为人类学和历史学材料都装不进西方分期的图式”。（64）有的学者还这样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范围内，共同点只是第一个环节（原始社会）和最后一个环节（封建制度）。其余环节由于发展路线不同，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更替程序，有些学者断定，初期奴隶制社会和初期封建社会彼此很相似，原始社会完全可能超越奴隶制而直接发展到封建制。（65）还有一种看法是，整个古代社会都是封建社会，奴隶占有制只是作为另一种经济成分存在，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奴隶占有制。（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