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今世界普遍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已有空前的发展，世界的整体化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大趋势。例如，在经济上，生产的社会化已进入国际化。一国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不仅要以世界市场为背景，而且以国际交流合作为条件，许多国家都形成了对外开放的经济运行体系，即国家经济活动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全过程越来越具有国际化的形式。在思想文化上，现代自然科学已达2600多个学科，技术门类更多，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一切科学领域中领先，各个国家必须互相吸取，互相借鉴，互相交流，使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财产”。在政治外交上，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如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南北关系变化，两极世界格局解体，国际关系向多极化转换等等。与此同时，适应国际交往频繁的需要，形成了一些法规、准则和执行机构。
    在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民族如能通过多种形式对外进行交往，就能继承和吸取人类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成果，促进自身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反之，则会阻碍和延缓其生产力的发展。各国之间交往关系不发达必然阻碍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在各国的传播、继承和发展，从而导致各种发明都必须在各个地区重新开始。随着历史的进步，各个国家、民族之间交往程度的提高，对其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历史表明，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从古以来就同时并存并相互作用，在世界历史开创之后，社会的纵向关系越来越取决于它的横向关系，只有当社会的横向结构不断处在运动中，社会的纵向发展才有可能，而僵化的社会结构必然导致历史的停滞，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离开世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有机整体而获得其应有的生存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应“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高速增长为必要前提，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以人们之间的交往为前提，这种交往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内部人们之间的交往，还包括国际上各个国家或民族之间的交往。正是后一种交往，在历史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今天，对于需要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创造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内部与外部的交往发展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实行改革开放，充分吸取资本主义的全部“肯定成果”，利用旧世界本身一切强大手段来建立新世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说明，社会的纵向发展取决于它的横向发展，只有世界交往的扩大和深化，才能促进社会的纵向发展。
    （三）各国相互依赖与各种矛盾相互转移
    国际分工导致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资产阶级造成以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经济关系。各国相互依赖存在于生产、消费、信贷、货币、投资等各个经济领域。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各种矛盾相互转移的经济基础和前提。
    各国在国际依赖关系中的不同地位，使相互依赖的双方在依赖程度上是不同的。总的说来，经济弱国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强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宗主国，发展中国家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发达国家。后者（强国、宗主国、发达国家）处于主导的、主动的地位，前者（弱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从属的、被动的地位。这种相互依赖中的不同地位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不平等的基础。
    在世界历史形成的条件下，资本不仅以本国劳苦大众的被剥夺和贫困作为自己的生存条件，而且以剥夺国外其他民族的独立主权使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作为自己的国际生存条件。帝国主义国家都以压迫其他民族作为延缓资本主义崩溃的一种手段。世界整体的存在，使发达国家可以依靠国际经济体系实行剥削国际化，即将在国内不能赚取最大剩余价值而闲置的资本输出到落后国家，最大限度地压低那里的劳动力价格，赚取超额剩余价值，以补偿在国内实行高工资高消费而少赚取的剩余价值。这样，从总体上看，资本赚取了最大剩余价值，从局部上看（即发达国家自身），用从国外赚取的大量超额剩余价值来支撑国内的高工资高消费的“繁荣”和依赖廉价能源与原材料的产业。
    在国内出现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总是采用各种办法将国内矛盾转嫁出去。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发达国家还不可能把国内危机成功地转嫁出去，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必然集中表现为发达国家内部的社会基本矛盾，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不断爆发，国内阶级矛盾十分激烈。进入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使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争夺世界市场、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的激烈斗争，由此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面对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发达国家越来越将国内危机向落后国家转移，使资本主义根本矛盾逐渐转化和集中表现为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发达国家转嫁危机采取了各种手段，如制造和维护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提高高新科技产品价格、压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输出资本、推行强权政治、干涉他国内政等等。这些措施减轻了国内经济矛盾，缓和了国内阶级斗争。
    总之，发达国家的“繁荣”依赖于不发达国家的不繁荣，它的庞大的经济体系依赖于不发达国家供应的廉价资源、初级产品和劳动力。发达国家的“繁荣”同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互为因果，互为前提。因此，要真正看透发达国家的“繁荣”究竟意味着什么，不能仅限于孤立地分析这些国家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更要从世界交往的观点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科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