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科夫佐夫尽管在与杜马关系方面有不光彩的历史，但他就任政府首脑后却一反常态，极力调整政府与杜马之间的关系，在杜马中时而支持自由派，时而支持右派，不断玩弄政治手段。他在第四届杜马作的政府宣言，就是一个在自由派与右派之间走政治钢丝表演的典型例子。科科夫佐夫首先称赞了第三届杜马的工作，并认为第四届杜马是第三届的继续和发展，应围绕实现10月17日宣言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各方面寻求完善国家社会生活的新途径，为此应继续进行某些重要的社会改革，如地方自治、保障公民自由等方面。但科科夫佐夫在宣扬“立宪精神”的同时，又声称政府将坚定地捍卫自古以来作为俄罗斯国家生活基础的几个因素：帝国的统一、国民性和东正教的首要地位（13）。这显然又渗透着浓厚的贵族传统精神。总理大臣这种另一只脚站在保守的贵族一边的立场，在杜马第一次讨论有关民族问题时又得到证实，他给右派打气说，政府的方针“在所有根本性的问题上都是不可能动摇的（14）”。
    在国内革命运动的推动下，第四届杜马内不仅立宪民主党、进步党，而且十月党也逐渐“左倾”，开始激烈地抨击专制制度。十月党开始偏向左方，越来越多地与自由派政党结盟，而与右边邻居的合作则越来越少。
    见到杜马内第一个多数出现危机，沙皇政府忧心忡忡，便采取措施，竭力修补裂痕。1913年夏，科科夫佐夫曾与十月党头目，民族主义党骨干分子进行会谈，热心地为之撮合，企图以政府的某些让步使二者重新结盟，勉强维持杜马内的第一个多数。调解者还为双方的谈判定下了时间和地点：9月在基辅进行。与此同时，政府还希望改善同杜马的关系。科科夫佐夫作出了一连串“自由主义”的姿态，他支持代表们关于必须加速地方自治改革进程的主张，允许公布对新公民法令草案中等级制和行政监督的批评（15）。
    9月，基辅的谈判由于双方立场相距很大而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谈判的失败并没有使沙皇政府对恢复第一个多数彻底绝望。同年11月，民族主义党内A ·萨文科一派再次期望与十月党结盟，科科夫佐夫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于12月初在自己家中举行有左翼民族主义党人和右翼十月党人参加的会议，决定利用这两个党内部的分裂重建支持政府的大多数（16）。然而，由于在一些问题上无法调和，这次会谈又未成功，科科夫佐夫对此悻悻不已。
    虽然第一个多数开始出现裂痕，但《进步同盟》--所谓的“左派中心大多数”在1914年初的流产说明此时杜马内新的格局并未形成，两个多数的旧体制仍然存在，只不过第一个多数愈来愈少地出现，而第二个多数则愈来愈多地形成。沙皇政府的头面人物对此焦虑不安，多次企图修补第一个多数的裂痕，以重温往昔波拿巴主义的旧梦。这个举动表明沙皇并不想放弃此方针。
    解散国家杜马或将其变为咨询机构，是沙皇、上层极右派和黑帮团体自1970年以来孜孜以求的想法。第四届杜马期间，沙皇屡次萌发此念头，又屡次否定此念。
    1912年底，沙皇的密友B ·梅舍尔斯基建议应“着手修改根本法中关于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的章节”，这得到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的共鸣。1913年10月，内务大臣趁科科夫佐夫前往巴黎之际向沙皇提出解散杜马的建议，这使沙皇不禁怦然心动，他批示道：“同意。召集下届国家杜马的日期应大大推后”。不仅如此，沙皇还建议内阁尽快讨论他“很久以前的想法：修改国家杜马章程中的条款”，--将杜马改为咨询机构。他按捺不住对现行立法程序的反感，称这是“毫无意义的东西（17）”。这场被称为“新的政变”的计划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实施，沙皇无奈地收回成命，决定维持现存杜马。
    1914年初，右派元老H·戈列梅金继任总理大臣，尽管他内心一直仇视1905 年后的政治变化，但就职后却忠实地奉行沙皇的波拿巴主义方针，维持政府与杜马的既定关系。
    2月，沙皇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表示亲近杜马，他要求大臣们“再不要争吵， 再不要攻击，刺激杜马”。戈列梅金对此心领神会，便企图与杜马保持良好的关系并继续进行前任的事情；调解十月党与民族主义党的矛盾。他曾在杜马主席M ·罗将柯的办公室里举行了内阁与十月党、民族主义党、温和右派的谈判，商讨合作的条件。右翼报刊也配合政府的行动，《俄罗斯》秉承总理大臣的旨意刊登耐人寻味的文章，说国家杜马与国务会议、皇帝各具有1／3的立法权， 它在国家生活的作用和政府的态度取决于它是否有良好的意愿。这实际是在询问，杜马愿不愿意在放弃反对派立场的条件下与政府重新合作。与此同时，另一名内阁重臣A ·克里沃申也在寻求政府与杜马中民族主义党、十月党，甚至进步党协商的可能。《新时代》为此大声疾呼，民族主义党人、十月党人和进步党人“与政府之间并没有一条万里长城相隔”，如果能寻求到两者意愿的一种合力，“目前这届杜马不仅能够存在，而且还能与政府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18）”。3月， 沙皇在给戈列梅金的诏令中再次要求自己的臣下继续以“友善”的态度对待杜马，大谈政府和立法机关的工作应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并希望两者之间建立必要的协调一致。此后，戈列梅金也表现出“法制观念”：当梅舍尔斯基又提出一份要求修改立法程序的草案时，总理大臣严加拒绝，指出：“这理由不足。应当尊重现存法律（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