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中，沙皇又进行换马，以A·特列波夫取代施丘麦尔。其时， 极右派叫嚷“在整个战争期间关闭杜马”的呼声甚嚣尘上，特列波夫上台后的举动却与极右派的主张大相径庭。他就任后马上会见罗将柯，向杜马主席声明，他希望修补政府与杜马的关系，答应撤换几名遭杜马攻击的大臣，吸收几位温和的杜马活动家进入内阁。并做到不利用根本法87款绕开杜马贯彻法律；不在杜马讨论某些尖锐问题时中止杜马业务；尽量压制极右派对杜马的攻击；大臣们要避免“在政府和方法机构的相互关系中造成不愉快的事情”。进步党机关报《俄罗斯之晨》一眼看穿了新总理大臣的目的是想“分化同盟，并在杜马中建立一个新的右派和十月党的大多数（28）”。12月中旬，见到杜马例会仍在召开，“宫廷党”催促沙皇提前关闭杜马的声调愈来愈高。皇后叫嚷不仅要长期关闭杜马，而且还要把《进步同盟》的头目流放到西伯利亚。然而沙皇这次却没有采纳皇后的意见，杜马仍然如期闭会（29）。
    沙皇在灭亡前起用A ·普罗托波波夫为内务大臣是其运用波拿巴主义的又一明显例证。此人是国家杜马副主席，《进步同盟》成员，十月党人，与工商业有广泛的联系，同时他又是个隐蔽得很巧妙的“拉斯普庭分子”，与“宫廷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的提升是直接由皇后和拉斯普庭提出的，皇后在向沙皇推荐时，揭示了任命他的政治意义：“格里高利（拉斯普庭--作者注）坚定地请求任命普罗托波波夫担任这个职务……他是杜马成员（不是左翼），因此他是懂得今后如何与他们那些人保持关系的。”“请任命普罗托波波夫为内务大臣吧，因为他是杜马成员，因此这将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并可以封住他们的口（30）。”沙皇经过一段考虑，终于同意了这项任命。毫无疑问，沙皇考虑此举的目的在于，借助普罗托波波夫的身份，既可与杜马保持“友善”的关系，又可压制杜马反对派的情绪，一切按变化的形势灵活行事，这样便左右逢源，取得更大的主动性。正如苏联史学家E·切尔缅斯基指出的：“任命普罗托波波夫是沙皇波拿巴主义随机应变的最后手段之一（31）。”
    在革命明显迫近的形势下，沙皇竭力巩固反动营垒的阵脚。他镇压工人士兵运动，煽起黑帮势力的反扑，改组国务会议，起用顽固派大臣，但在如何对待国家杜马的问题却始终未敢亮出“铁腕”--解散杜马或根本改变其法律地位。
    1917年1月3日，内阁讨论推迟杜马例会问题，内务大臣等坚决要推迟到2月14日，沙皇在一份诏令中也明确支持这种意见（32）。1月15日， 黑帮“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成员将一份如何同反对派斗争的建议交给普罗托波波夫。建议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求解散杜马，并不指定下届的召集时间。原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也不甘寂寞，此时他建议沙皇不定期地推迟杜马例会，并几次会见沙皇，转交黑帮团体的呈文（33）。但沙皇并未下决心。他在1月22日还公开说：“有人劝我解散国家杜马，但我不能这样做（34）。”到了2月8日，普罗托波波夫向马克拉科夫传达了沙皇要他起草关于解散国家杜马的宣言草案。马克拉科夫重操旧业，再次拟就草案，谴责杜马的“罪行”，宣布解散第四届杜马，将下届杜马的选举初步定为1917年12月（35）。尽管宣言已拟好，但尼古拉二世仍鼠首两端，观望等待。他把草案留在身边，对马克拉科夫说，自己只是为了“以防万一”才需要这份宣言草案的（36）。对于极右派、黑帮的某些建议，沙皇半信半疑。他曾对普罗托波波夫说，自己“很怀疑国内能容忍极右派的政策”。此期间沙皇还劝阻皇后不要接见黑帮《俄罗斯人民同盟》的头目，去听那些人渲染国内局势的胡言乱语，而自己却主张继续依靠杜马、建立“责任内阁”的亲信进行长时间的谈话（37）。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自《进步同盟》成立后，沙皇对杜马表现出时冷时热的态度，有时提前中止杜马例会（如1915年9月初）或推迟例会召开（如将1917年1月12日的例会推迟到2月14日），以示对其反对派行为的报复和警告，有时则按期召开例会（1916年2月和11月两次），甚至亲自出席杜马大会， 指导政府头面人物作出一系列友善地对待杜马的姿态。这期间，沙皇虽屡次准备解散杜马，却没有实施，更没有敢根本改变杜马的法律地位。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沙皇在自己灭亡的前夕仍没有放弃波拿巴主义政策。他时而依靠杜马这个资产阶级的大本营，时而甩开杜马，依靠以政府为核心的贵族阵营，并利用杜马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大限度地保持“俄国主人”的地位。断言俄国波拿巴主义政策终结于斯托雷平的失势，或大战的爆发，或《进步同盟》成立之时，都是不符合史实的。A·阿弗列赫博士曾公正地总结道：“斯托雷平的后继者科科夫佐夫及此后的戈列梅金都继承了这个波拿巴主义，因为除此之外，沙皇根本没有其它可供选择的方针（38）。”然而他却将沙皇的波拿巴主义的结束断在《进步同盟》成立之时，显然阿弗列赫只注意到此后沙皇无法继续在杜马内两个多数之间玩弄平衡的事实，却没有看到这个政策在新形势下自然演化成的另外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