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夏大战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沙皇与自由派的矛盾。初期，杜马内几乎所有党派都支持沙皇的战争政策，他们不仅通过大量法案，为战争提供可靠保障，还积极参与军火供应、医疗救护等后勤事务。这进一步增强了沙皇实行波拿巴主义的信心。戈列梅金内阁对杜马表现出不同异常的热情，它主张撤换遭杜马指责的将领，“以利于维护政府同杜马的关系（20）”。
    以上事实证明，自1911年至1914年大战爆发期间，沙皇仍在实行波拿巴主义政策。如果说俄国的波拿巴主义终结于1911年斯托雷平政治生命的完结，那么斯托雷平之后，沙皇或是放弃在杜马中交替依靠两个多数的传统做法，或是在杜马两个多数体制发生动摇时无动于衷。在杜马的反对派声调不断提高时，沙皇或是彻底抛弃杜马（撤销杜马或将其变为咨询机构），或是长期甩开杜马（解散该届杜马并不指定下届杜马的召集时间）。然而这几种情况都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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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夏，俄军在战场上的接连失利引起国内形势的骤变。杜马各党派把战争的失败归咎于沙皇政府的腐败无能，于是掀起大规模抨击政府的反对派运动，它们要求撤换令人痛恨的大臣、将军，驱逐以拉斯普庭为代表的“宫廷党”，建立“信任内阁”。8月底，资产阶级自由派探求很久的《进步同盟》终于成立。 《进步同盟》成员及其追随者在国家杜马内共获得268票，超过杜马第四次会期397人中的2／3，处于绝对多数（21）。至此“六三政体”即杜马中两个多数的体制彻底崩溃，除了极少数右派外，国家杜马已基本作为一个整体转到了政府的反对派立场上。
    尽管杜马内两个多数的格局业已消失，但杜马仍然存在，沙皇不能不正视它。两个多数与杜马这个实体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因而苏联学者关于沙皇玩弄杜马内两个多数的概念必然延伸到沙皇如何对待杜马的问题。这样，自《进步同盟》成立后，衡量沙皇是否继续实行波拿巴主义政策的标准应为：看其是时而依靠杜马这个资产阶级的大本营，时而甩开杜马依靠以贵族为主的国家机构，还是彻底抛弃杜马或者长期甩开杜马（含义如前）。
    从沙皇本人的态度和最后几届内阁的活动来考察，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进步同盟》成立于1915年夏季杜马会期召开之时。《同盟》成立后，要求建立“信任内阁”的呼声日甚一日，为此，它邀请戈列梅金政府中部分大臣前来谈判，就《同盟》的纲领达成协议。最后双方在战争期间必须建立一个得到国民信任的政府，驱逐那些令人痛恨的大臣《暗指戈列梅金》等问题上取得共识（22）。这个事件激怒了戈列梅金及其幕后的“宫廷党”。此期间，皇后不断催促沙皇尽快中止杜马例会，戈列梅金也附和之。沙皇对“内阁大臣事件”十分恼火，便决定提前数日，于9月3日关闭杜马，以报复杜马反对派的行动。
    1916年初，究竟是否按期召开杜马例会的问题曾一度困扰沙皇。最终由于众多因素，沙皇不仅决定如期召开杜马例会，而且还在此之前撤换了令杜马日益痛恨的戈列梅金。继任者是B·施丘麦尔，他就职后曾对一位大臣说：“我的任务就是与杜马保持关系”，尼古拉二世也亲口证实过新总理大臣负有如此使命。施丘麦尔按沙皇的旨愿对杜马作出和解姿态，他会见罗将柯时摆出一副诚恳、友善的面孔，询问对方，自己是否应在杜马宣读政府宣言，竭力造成一种准备迁就杜马的印象。他还考虑同杜马所有派别进行和谈，举办邀请杜马全体代表参加的招待晚会（23）。2月杜马例会开幕时，尼古拉二世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由施丘麦尔等政府官员陪同，出席杜马会议。沙皇还向大会致辞，表示希望杜马进行“富有成效的工作，取得各项成就（24）”。君临杜马的想法出自宫廷。在此之前，皇后写信给其夫道：“要是你能够完全出乎意料地出现在杜马，并讲上几句话，那末一切或许会改变。这也许是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25）。”看来，最高统治集团的着眼点是如何借助杜马摆脱困境。在施丘麦尔刚刚就任总理大臣之时，沙皇出席杜马会议，这被舆论界普遍认为是沙皇“新方针”的标志。苏联学者认为这个“新方针”的基点就是“在六三政体资产阶级和半封建分子之间加强波拿巴主义的随机应变（26）”。对此应指出，当时杜马存在两个多数的“六三政体”已荡然无存，此时沙皇的随机应变是表现在不时地依靠杜马这个整体上。
    施丘麦尔内阁不久就暴露出敌视杜马及资产阶级社会团体的面目，这激起了杜马对此届内阁的抨击。1916年10月，《进步同盟》为即将召开的杜马会议拟定宣言，借助社会舆论，将锋芒直指施丘麦尔及其背后的“宫廷党”。在了解到《同盟》跃跃欲试，准备对政府大张挞伐的情况下，沙皇仍允许杜马例会如期召开，在11月初杜马会议上，《同盟》分子将猛烈攻击政府首脑和“宫廷党”的浪潮推向高峰。施丘麦尔又气又恨，请求沙皇不仅把关于中止杜马例会的诏令，而且把关于解散该届杜马的诏令交给他掌管。尼古拉二世犹豫不决，最终还是答应了总理大臣的请求，但批示道，他希望“只是在非常情况下不得已而诉诸于解散国家杜马（27）。”此后的事实证明，施丘麦尔一直未敢宣布解散第四届杜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