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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有必要探讨研究一下沙皇死抱着波拿巴主义政策不放的原因。无论是前期沙皇在杜马内两个多数之间玩弄平衡，还是后期沙皇不时地依靠杜马，俄国波拿巴主义政策的中心始终是沙皇利用杜马的问题。自1907年第三届杜马建立后，沙皇在极右势力的推动下多次拟定计划，或彻底抛弃杜马，或长期甩开杜马。然而一直到二月革命前夕，沙皇终究没有实施这个复辟倒退的计划。哪些原因促使沙皇这样做呢？
    政府各部门的预算要靠杜马批准。杜马依据1906年根本法，一是取得立法权，二是获得一定的预算权。在第三、四届杜马中被两个多数批准或否决的政府预算不可胜数。尽管杜马的预算权很有限，“但在实际上，政府还是受着一定程度的牵制：预算得由杜马批准（39）。”
    俄国对西欧经济上的依赖需要杜马的声望。在西欧各国眼中，杜马是俄国的议会，各国金融财团对俄国政府经济上的“可靠程度和支付能力的信念会加强还是会减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杜马（40）”。例如，1913年马克拉科夫怂恿沙皇解散杜马之时，科科夫佐夫在巴黎进行借款的谈判遇到了麻烦，俄国政府首脑询问其原因，对方回答：目前俄国国内局势动荡，特别是杜马地位不稳。于是科科夫佐夫拍急电向沙皇报告情况，请求不要急于解散杜马，沙皇被迫同意。此后才勉强取得贷款（41）。
    大战的爆发更促使沙皇依赖杜马。战争初期，杜马各党派全力支持沙皇的战争政策。如1914年夏杜马批准了关于拨款总数为4.33亿卢布用于国防的议案，这个“爱国性”的行动得到尼古拉二世的欢心，他“赐予”杜马成员参观海军要塞，参加与英国水兵的会见等（42）。以后杜马动员资产者以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政府，参与后勤保障工作的行动获得政府大臣和高级将领的好感。1916年底，陆海军大臣在杜马讲坛中宣称：“国家防务无条件地要求我们协同你们进行和睦的工作。”罗将柯来到大本营时，总参谋长对他说：“无论如何也要珍重杜马，因为没有杜马我们将无法作战（43）。”这些人的情绪势必影响到沙皇。
    对革命的恐惧使沙皇决意维持现存杜马。1911年6 月一位反动贵族致函斯托雷平，要求重审“国家根本法”，将杜马降为咨询机构。总理大臣批示道：“所有这些论断在理论上是极好的，但在实际中只能成为恶意的挑衅和新的革命的开端（44）。”1914年6月当沙皇再次企图改变杜马的法律地位时， 戈列梅金内阁中最右的大臣都对此明确反对，司法大臣И·谢戈拉维托夫说，如履行这个计划， 将对国家制度造成危险（45）。1917年初，普罗托波波夫曾解释沙皇对解散杜马问题犹豫不决的原因是“国内的局势仍然要求我们依赖杜马（46）”。这个“国内局势”的含义之一显然是革命的迫近。尽管恢复专制制度是如此诱人，但公开采取这种措施却会推动革命早日爆发。正是对革命的恐惧屡次阻断了沙皇采取极端手段的意念。
    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抨击沙皇政权的同时还倾向与沙皇妥协的特性也是其原因之一。1909年夏立宪民主党领袖П·米留可夫在伦敦市长举办的宴会上的致辞是这种特征的集中体现。他宣称：“只要俄国存在着监督预算的立法院，俄国的反对派就始终是陛下的反对派，而不是针对其陛下的反对派（47）。”“陛下的反对派”一词是19世纪英国两党由幽默而转为严肃内容的政治术语，其含义是：两党轮流执政，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是英王的臣仆。米留可夫在此不恰当地将俄国类比当时的英国，尽管含有迎合主人欢心的意思，但其俄国反对派决不与沙皇发生直接、根本冲突的含义还是表露得很清楚的。因而，自由派与沙皇政权既争斗又妥协的特性使沙皇一直没有放弃与之合作的希望。
    俄国波拿巴主义的现象符合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恩格斯谈到，封建国家在不仅仅保护贵族免受资产阶级攻击，而主要保护一切有产阶级免于工人阶级攻击时，“旧有专制君主国就一定要完全转变成专为此目的而发明的国家形式，即波拿巴主义的君主国（48）。”恩格斯所说的这种历史背景，是专制君主国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打击后的一种状况。20世纪初的俄国正是如此。经过1905～190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打击，沙皇制度已丧失了“宗法制政权的护身符”（《进步同盟》成员H·李沃夫的用语），往昔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基础已大为削弱。为了防止革命再度兴起，保护一切剥削阶级免于工人阶级的进攻，它被迫向资产阶级君主制方向演化，转而建立贵族与资产阶级全国性的政治同盟--国家杜马，以谋求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并安抚无产阶级，缓和社会矛盾。尽管沙皇制度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方向转变时充满了动摇和反复，但毕竟在朝着这个方向演进，它在全部演进过程中必然保持这个“波拿巴主义的君主国”的基本统治手段。然而，由于俄国社会矛盾的复杂、深刻，这个传统手段也未能挽救腐朽没落的王朝。二月革命的爆发不仅宣告了沙皇的覆灭，也宣告了波拿巴主义政策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