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作为社会不平等的代表和社会冲突的中心一直非常引人瞩目，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不仅历史学家，而且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很关注国家的历史和理论的研究，二战以后，研究国家的着作在西方各国大量问世，其中，马克思主义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影响尤其大。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处于当代国家理论和国家史研究的前沿。①
    一、对国家起源和国家发展各阶段基本特征的研究
    早在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奥本海默就提出着名的“征服论”，以说明国家起源问题。他认为国家是被用来维护社会不平等的压迫工具，这种不平等起源于一个民族被另一民族征服而受其支配，这种支配除了在经济上剥削被击败者外没有其他目的，因此，征服是国家得以产生的根源。把组织性、机动性以及有效的打击力量结合在一起的畜牧民族尤其能够征服迟钝的农民，使他们在其家乡接受从属地位，并向征服者交纳贡赋，为此，必要的组织就是国家。奥本海默的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和严厉批评。劳威指出，征服并不永远导致国家的形成，某些国家似乎并未借助征服就发展起来。奥本海默所提出的征服民族在其内部必定已有了某种社会分化，因此，征服不可能是对国家形成起唯一作用的因素。劳威在《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象密西西比河以西印第安人那种“协作团体”一定的组织或许曾导致国家的形成。劳威的论点大致是一种推断，他并未提出支持自己论点的详细证据，但这种观点在当代仍不乏其支持者。70年代M.G.史密斯写出《合作和社会》一书，试图从与劳威说的“团体”非常相似的“组合”（Corporafion）来说明政治变化。但在此时，征服论仍有众多的支持者。
    二战以后，对国家起源及其发展问题的讨论更加广泛。对国家起源的一种见解是“进化论”。斯特瓦尔德、魏特夫、柴尔德、亚当斯、弗里德、卡尔奈罗等均属这一派。斯特瓦尔德在《关于文化演变的理论》（1955年）一书中排出了国家形成的进化序列，即国家形成前后，社会先后经过了狩猎和采集、早期农业、国家形成时期、地区性的繁盛、最初的征服、黑暗时代、周期性征服等阶段。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1957年）一书中强调灌溉是国家形成的原因。但其他史学家批评说，有的国家并没有灌溉工程，也有的地区灌溉并未导致国家的发展。考古学家柴尔德和亚当斯等人则提出，国家是由城市型的社会发展起来的，二者共生并存。弗里德在《政治社会的进化》（1967年）一书中把社会进化分成：平等的社会，有等级的社会，划分出阶层的社会，国家社会这几个进化阶段。他认为国家是发展起来的在必要时用强力维护对于基本资源的权力不平等的组织。他认为社会阶层形成于财产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之际。弗里德的观点很接近恩格斯的理论观点。弗里德强调在这种转变中人口增长对于社会资源造成的压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在弗里德之先，河佩拉就提出了人口增长会导致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的观点。在他同时和稍后，史蒂文森提出了人口密度与社会分化程度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的观点。1970年卡尔奈罗写了《国家起源之我见》，亦把人口压力作为向国家进化的原动力。
    但是，持进化论观点的学者也遇到了挑战，考古学家韦伯斯特在1975年发表了论文《战争和国家的进化》，认为战争的威胁也会造成一种有力地推动渐变的环境。因为战争的威胁使等级社会内部原本限制社会进化的许多因素不复有效、战争会在一定的社会中增强管理者集团，这样就会在事实上引起国家组织的发展。科恩在讨论战争与国家起源的关系时认为，战争确实促进了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戈德曼的观点显然远离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有权拥有地位的人同已经取得地位的人之间的新对抗会导致一种变更复杂的社会形式的逐渐发展。塞尔维斯提出了和戈德曼类似的观点，他在《国家和文明的起源》（1975年）中否认经济不平等对政治权力结构发展的作用，他也离开了国家起源于社会冲突的观点，他认为最初的政治领导是同个人品质而不是同经济地位相连系的。某些领导者的地位由于其履行职责出色和公正而得到增强。他认为在早期国家中没有发现阶级冲突的事实，但他也承认早期国家中下层等级恶劣的生活条件。特莱（Emauuel Terray）证明在血缘为基础的社会中也存在着剥削，驳斥了塞尔维斯的观点。
    晚近这些关于国家起源及早期发展的理论大致可以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国家是以社会、平等为基础的，一派认为国家是以某种形式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这两派的观点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②对于国家起源和早期国家的看法分歧如此之大，是因为当代的研究者难以对国家起源问题得到确切的认识，尤其是对人们关心的欧洲国家起源很难找到实证的材料。于是研究国家起源和早期国家的学者纷纷把目光转向非洲、美洲和亚洲一些出现较晚的早期国家，因为它们留下了较多的可供考察的史料。今天的学者不得不沿用摩尔根的办法，通过对现代世界中保留下来的有限的古代痕迹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个案，不是西方国家起源时期的原型，而是通过别的环境下残存的模型的研究，通过植型转移的方法来对国家起源作出判断。这种方法本身就有一个模型是否能代表原型的问题，因为历史环境千差万别，一个地区的范例本身就未必能适用于另一个地区。所以这种研究本身就有很多方法论的问题需要讨论。
    研究早期国家的学者雷纳德·科恩、克拉德、塞尔维斯和霍斯顿认为前国家社会已经发展起了许多复杂的制度，而且有了剩余的财产和产品。克列逊研究了21个早期国家的个案，其中包括安柯、约鲁巴、阿兹台克、印加等，总结出早期国家在结构上的50余个特征，其中包括：早期国家有独立的组织；商业普遍存在；出现了市场并发现了远程贸易，普遍发现了小土地所有者；所有社会等级都必须向国家服役；存在纳税义务，在大多数情况下贵族也得纳税；君主和臣民的关系常常发现有神化时代的契约；国家的统治权是通过法律取得的；统治者常常是法官，人们常常通过立法来实施影响；所有的早期国家都有宫廷；君主有贵族血统，某些氏族的首领属于贵族；祭司控制着意识形态，教士在国家决策制定中起着很大影响；在行政机构上层可以发现专家的作用；占优势的生存方式是农业。等等。③克列逊的研究使人们感到国家在其形成之初已具有如此复杂的形态特征，可谓五脏俱全，这对于人们认识国家诸维的历史发展有很大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