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国家，达内尔·韦利写出了《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一书，研究了诸意大利城市国家的权力、政府设置和职能，以及城市和乡村的联系，他指出城市国家和日后的民族国家有极大的不同。在军事方面，城市国家市民把城市防卫看作与自己利益直接相关的事情，愿意出资修造城墙和购买武器，而近代民族国家居民则不象城市国家居民那样对居住的城市有那么深的感情。韦利在讨论城市国家的历史地位时指出，它缺少直接的政治后裔，它并没有成为日后民族国家的先驱，而是死亡般地结束了。④彼得·伯克在他的论文中则通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国家与古代希腊的城邦的比较来说明前者的特征。他认为意大利城市国家有10个特点，其中包括：城市是自生的，不受王公、贵族和主权及其他城市控制；城市在经济上不是自给自足的，它控制城郊一块乡村土地并依靠它供给；一个城市与相邻的城市处于竞争状态中；它拥有军队；为了支付雇佣兵，城市国家的赋税和国债必不可少；征收赋税有社会等级差别；城市国家已具有一种社会调节职能；它在内部冲突中保持中立；国家保持不稳定的均势。⑤
    对于中世纪和近代相交时期的国家进行研究的主要着作有两部，这就是奥斯特赖奇的《新斯多噶主义和早期近代国家》（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和佩里·安德逊的《绝对主义国家系统》（伦敦1974年版）。奥斯特赖奇的着作具有较明显的论战色彩。1955年罗马国际历史学家大会上讨论的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问题，认为等级会议在近代国家形成中未起任何有效的作用。奥斯特赖奇反对这种论点，在该书中主要以德意志国家为例详尽地从政治文化上分析了等级会议在德意志国家形成中的聚合作用。他指出了“以契约为基础的自由的关系”取代“以身份为基础的确定的关系”是德国从封建国家转变为近代国家的重要标志。⑥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安德逊的《绝对主义国家系统》对欧洲专制主义国家进行系统全面的比较研究。它研究的国家包括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瑞典，普鲁士、波兰、奥地利、俄国等。安德逊认为，研究下层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贡献和与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相区别的一个标志，但是研究上层历史，研究错综复杂的阶级统治的机构，一点不失去其重要性，如果没有这一领域历史的研究，那么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只是单方面的历史。他认为绝对主义是近代世界第一个国际性的国家体系。⑦绝对主义君主制引入了常备军、常设官僚、国家赋税、法典化的法律、和开始形成统一的市场，所有这些特征都具有显着的资本主义特征。⑧他认为绝对主义国家构成了一个谱系，⑨但这类国家仍属封建主义国家，是“受威胁的贵族的龟壳”。
    查尔斯·蒂利主编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一书汇集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下属比较政治委员会对欧洲国家史的研究成果。它收入了9 篇对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中各个侧面和若干个案的研究论文，涉及了民族国家的军事组织、财政政策、赋税、警察、食物供给、公共秩序的维持、行政技术官员的训练和补充，以及民族国家各维形成的关系等问题。该书认为，欧洲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国家建设的情况和现今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差别，欧洲国家权力结构的形成远远早于经济成长和民众参与，而且，国家统治的专门技能和才能的发展并非来自市民和民族主义的要求，而是国家历史发展的结果。⑩这部文集的作者还概括了近代民族国家的一般性特证。芬纳指出民族国家有5个显着的特征。第一，居民们承认一个有最高权力的政府机构；第二，这个最高政府权力机构有专门化的个人（如文官）和军队作为其工具，执行贯彻它的决定并保护它不受外来侵略威胁；第三，国家是独立的、它拥有统治权；第四，国家的居民有一种共同的民族意识；第五，国家的居民形成一种共同体，其成员有相互作出贡献、履行职责和获得利益的权力和义务。（11）在国别的研究中，出现了法国学者穆尼埃着的《绝对君主制统治下的法国制度，1598—1789年》（两卷本，英译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9—1984年版）这样较好的着作。
    对国家史另一个侧面的研究是从政治文化上对国家观念和国家传统的研究，最好的着作当数肯尼思·戴森的专着《西欧的国家传统》（牛律1980年版）。它集中研究了从15世纪后期起随着在欧洲出现了作为政治结合体的新国家，新的国家概念在欧洲政治文化中的表现，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近代国家的特征有启发意义。
    关于近现代西方国家的研究着作数量众多，如格雷戈尔·麦克伦南和斯图尔特·霍尔合编的《近代国家观念》（英国公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近代社会的国家》（麦克米伦公司1986年版）、詹姆斯·安德逊主编的《近代国家的兴起》（1986年）、本迪克斯的《国家与社会，当代政治社会学读本》（加州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等都属于这方面的着作。其中一些着作注意分析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近代西方国家的不同特点，例如理查德·斯卡斯在编纂《西欧国家》一书时指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需要研究政治史，同时需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学。他根据当代西方国家发展的新特征指出，不仅国家的性质为市民社会所决定，而且也有这样的情况，国家成为市民社会的条件，国家不仅是资本的工具，同时也是相对自主的实体。他归纳出当代西方民族国家发展的新倾向有如下几点：在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日渐接管了维持和促使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国家地方机构与中央官僚机构统合了，国家活动日益“理性化”和集中化，它统辖了从教育、警察到实施地方社会经济政策的职权；发展起了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直接干涉；在保护民族国家和资本国际化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增长，在管理财政、工业和政治关系方面的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制度开始发展起来。（12）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新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