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上述两种类型的农业经营，均存在着对雇工的剥削，但这类剥削的性质已由封建的改变为资本主义的性质。
    与此同时，土地改革进程中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存在着矛盾的消极方面，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必然趋势，那就是小土地占有者即小农的分化。小农只支配土地总面积和主要生产资料中极小部分，他们为全家糊口而拼命挣扎，但劳动生产率很低，单位产品成本较高。他们出售小部分农产品主要是为了支付债务和换取生产、生活必需品。他们时有破产和无法维持生活的危险，不得不从事种类繁多的辅助性职业，有的索性把小块地出租给大、中型资本主义农业经营者，而自己则充当农业工人。
    以上是印度土地改革后农业经营的三种类型。它们是在紧密联系中相互依存和激烈竞争的。从农户数量看，小农户仍占优势，但资本主义农场和商业性农田支配着农田总面积和主要生产资料中的4／5，并提供市场所需的大部分农产品。小农的破产又为资本主义农业大中经营者提供了工资劳动者和扩大经营土地范围的条件。这种矛盾在独立后的印度推动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诚然，这是在牺牲小农利益和雇工被剥削的情况下实现的。
    再者，只有在土地改革的进程中和基础上，印度农村才有可能伴之以“乡村建设计划”和“绿色革命”。
    从1975年开始的乡村建设计划，其主要的成果在于改变了印度传统的封建地主政权，建立了“村评议会”制度的村基层政权，从而统一了国大党中央政府的基层政权，使行政管理日趋现代化。乡村建设计划还包括“经济民主化”，即通过推进农村合作组织、政府银行信贷以抵制高利贷等活动来促进农业生产，虽然这主要对新兴大、中（地主）农业经营者有利，但在改造农村和促进农业生产中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至于“绿色革命”， 也只有在土地改革废除封建的土地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推行。绿色革命以1959年印度政府拟定的《关于印度粮食危机及其克服办法》为肇始，1960年开始实施，在三个县试行，至1964年推广到114个县，到60年代末， 在旁遮普、哈里亚纳、北方邦西部等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迅速发展成绿色革命带。
    绿色革命的中心是在新的科学技术指导下，推广以粮食为主的高产优良农作物，以解决印度人口多、耕地少矛盾所产生的粮食危机。这项计划以政府投资为主，以外援为辅。绿色革命首先是引进、培育和推广优良高产品种。在中央和地方成立种籽研究中心，在较短时间内收集、研究和筛选了一千多个小麦品种和一万多个水稻品种，培育出一批适合印度种植的良种，这些良种的产量比原来的传统品种高2—3倍。至1979—1980年度，高产小麦品种的种植面积达1350万公顷，占全国小麦播种面积的31.5％；高产水稻品种的种植面积达1360万公顷，占全国水稻播种面积的70％多。其它优良品种作物的种植面积也达到810万公顷。（19）从而使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其次是增产和推广化学肥料的使用，指导科学施肥。为了增产化肥，政府一方面强化扩建和新建化肥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政府鼓励进口化肥和国家对化肥实行价格补贴。与此同时，政府不断因地制宜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扩大灌溉耕地面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尤其是在东方国家。马克思也曾对此作过精湛的论述，但在殖民统治时期，政府投资水利甚少。印度独立后，政府比较重视水利建设，而且能根据印度的国情和现代科技，确当地发展管井和运河（水渠）。灌溉技术也由原来的人工提灌、沟畦引灌逐渐发展为机器抽水和喷灌滴灌，在旁遮普等先进的邦，基本上实现了灌溉机械化和自动化。机器的使用不仅于灌溉方面，而且在其他耕作方面，正在逐步替代古老的木犁，1951年平均每10万公顷有7台拖拉机，到1978年上升到213台。1951年每公顷农用电力仅1.5度，1975年增至50度。
    综观印度30多年来的土地、农业改革，印度农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据印度《商业周刊》1977年8月第3454期报导，印度独立30多年来，农业翻了一番，工业增长了4倍。1949—1976年，印度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5％。1975—1976年度，粮食产量达1.21亿吨，粮食储备达到2100万吨，从而使印度的粮食供应出现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充裕现象。但是，随后10多年，粮食产量徘徊不前，1987—1988年度，粮食只达1.38亿吨，粮食储备下降至900万吨。农业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20）而农村人口却占全国人口（8.16亿）的80％。因此，印度的土地、农业改革，依然未能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据1985年统计，印度有2.73亿穷人，占全国人口的37％，其中80％的穷人在农村。印度穷人的标准（贫困线）是维持一个人最低生活需要的热量（卡路里），即农村2400卡。凡月收入不足购买2400卡食物者被认为是穷人。长期来，印度有40—50％的人穷得连一天二餐饭都吃不上。土地、农业改革确实使生产力和财富有所增长，但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却使改革所产生的财富大量集中于富人之手。印度的国民收入（按1970—1971年的价格计算），从1950年的1673.1亿卢比增加到1985年的6014.3亿卢比，即增加了2.6倍。人均净国民收入也从466卢比增加到797卢比，即增加71％。但穷人的收入却增加得很少，一部分穷人的收入甚至下降了。增长的财富主要被资本家和富人占有。据统计，1950年印度占人口10％的收入最高者，占国民收入的40％，到1986年，他们占有的国民收入增加到50—52％，拥有全国资产的57％。而占人口10％的最穷者只拥有全国资产的1％。由此可见象印度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通过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并没有解决穷苦劳动者的贫困问题，到70年代中期，全国57.6万个村庄中，还有约15.2万个村庄连饮水的基本来源都没有。（21）到1988年，全国人口约有37％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2）
    概括说来，印度的土地、农业改革，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种改革并未完全消灭农村封建势力和实现“耕者有其田”，更没有消除农村贫困，而只是逐步地限制和削弱了农村的封建势力，使封建半封建地主转变为资本主义经营地主，农村的政权也主要转入资本主义经营地主和富农之手。印度的农业还会进一步资本主义化。但是广大贫苦农民，虽然在这一向资本主义土地、农业转变的改革过程中也获得微小的权益，却不可能解决大多数贫困农民的土地问题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之所以这样，诚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的：“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23）印度资产阶级所进行的土地、农业改革也是这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以后，印度的“进步才会不再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24）这就是说，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伟大的社会革命”，才能实现印度农民的土地要求和根本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