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中根千枝通过对日本社会结构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提出了“纵式社会”的理论，（24）该书对日本集团主义文化进行了独到的解释。作者认为，对于日本人来说作为个体的社会学单位，不是欧美那样的个人，而是集团，其重要的契机和连接剂则是以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场”决定的，一般地在以工作为媒介组成的集团里，集团的成员保持着严格的“家族秩序”，集团的领导者在集团中具有绝对的权威，集团成员按照职位、年龄等顺序而决定其在集团中的位置。在集团中，下对上要忠诚，上对下要慈爱，集团内部看起来似乎没有威令，但却有着严格的集团秩序。对集团成员来说，最致命的制裁是“被集团抛弃”，（25）集团成员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必须具有一致性，谁偏离了一致性就会被集团所抛弃，这也恰恰反映了日本民族单一性、纯一性的特点。实际上，日本式集团可以看做是日本“家族式”组合方式的延伸。在日本家族式组合中，家长与家族成员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其中家长是家族中的主宰者，家族成员对家长要尽忠尽孝，家长对下要仁慈关怀，可见，日本式集团正是这种家族式相互依赖关系的扩大化。这种纵式社会结构特性可以说也是日本文化独有的，这也是日本文化单一性的又一种理论解释。本世纪50年代，加藤周一以“杂种文化说”来解释日本文化，他在《杂种文化》一书中说，如果将英法文化看做是纯种文化的典型的话，那么日本文化可说是杂种文化的典型。英法文化继承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传统，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日本近代却朝着西洋化方向发展，近代以来日本乃是西洋文化与日本文化“和洋折衷”的杂种文化。加藤并进而指出，西洋文化与日本文化没有高下优劣之分，纯种文化也有其不好的方面，杂种文化也有其有趣的方面。（26）后来的学者们也相继指出日本文化的混杂性，从物质层面到精神，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上不断揭示日本文化的这一特性。如，日本人的衣着和服与洋服兼有；居住乃和室与西洋室兼用；饮食乃和式与西餐并用；在宗教方面，日本人可以同时信仰神道教佛教和基督教，且在头脑中彼此互不干扰，相安无事。外国人无不惊叹日本文化高度的综合性混杂性。游历和涉猎甚广的加藤周一在《杂种文化》一书中令人信服地指出，象日本这样的“杂种文化”的国家，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正是日本文化的特殊之处。
    本世纪70年代，日本人对自身文化独特性的探究又深入到个性、心理文化的层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著名心理学家土居健郎的“甘之”构造理论。土居健郎认为，日本人的“心性”与“人际关系”有独特的“娇情”，即对“爱情的依存性”，颇似幼儿的娇情。在日本，“母子亲情”被从家内推延到社会，“母亲”成为精神上的安定源、养育源。这种孩子对母亲依存的心理，是日本特有的文化心理，并认为这种与西方自立心理不同的文化，并非没有价值，它对于形成日本特有的社会结构，“集团主义”具有积极意义。（27）换句话说“甘之”不仅是理解日本人精神构造的关键概念，也是理解日本社会构造的关键概念。中根千枝教授提出“纵式社会”结构理论，而土居健郎则为这种理论补充了心理学上的根据，这种日本人特有的“甘之”，才是导致日本纵式社会结构的直接原因。
    日本著名精神病学家木村敏教授指出，日本人的“自我”与西洋人的“自我”不同，日本人的“自分”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在与他人共存关系中形成的，木村教授并对日本人的“自分”进行了积极的评价。（28）日本著名社会心理学、心理人类学者滨口惠俊教授则通过日本人与西洋人人间观的比较，针对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而称日本为“问人主义”文化，说日本的“间人主义”与西方的“自我中心主义”、“自己依处主义”相比，更具有整体的协调性、和谐性、依存性、依赖性、一体性，并且日本人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结构具有充分的自律性。（29）还有的学者针对日本社会特殊的人际关系结构，提出“人情主义”及“柔软的个人主义”之说。
    以上分别就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关于日本社会、文化、心理等诸多方面的日本文化论作了介绍，可以看出皆足为一家之言。正是由于日本文化的这种特殊性，才使日本形成了独特的、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同样，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又使其与异民族文化有了距离感和隔膜感，以致相互之间难以沟通。在当今国际化的道路上，日本人也许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由于受自身“文化定势”（30）的制约，使其难以走出自国文化的“怪圈”。
    四
    关于日本的国际化，日本学术界有诸多论述。1984年日本经济企画厅出版的《世界中的日本》一书中强调指出，今后日本应通过经济合作，促进世界经济的活力，抹去加在日本人身上的“封闭主义”、“经济动物”、“傲慢”的形象，为塑造新的日本形象作出努义。日本政府1988年5月审议的《经济运营五年计划》（1988-1992年）中指出，日本应在得到国际社会理解的同时，加深对异文化价值观及多样性的理解，采取文化上的宽容态度。日本学者泽田昭夫和门胁厚司在《日本人的国际化》一书中指出，国际化过程中超越“狭隘的国家主义”及全球意识的培养，是解决日本国际化问题的关键，“开放主义”与“互惠主义”是国际化问题的重要内容。（31）卓南生则在《国际化日本的障碍》中指出，只有诚意与平等地与外国进行交流，克服“日本文化礼赞”、“日本文化独特”等优越意识，才能真正国际化，否则日本难以成为国际国家。（32）日本学者祖父江孝男在其论文《国际化中的日本文化与日本人》中指出，对与己不同的人们采取宽容精神，克服日本社会的封闭性，是走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33）日本学者山崎正和在《对文化开国论的挑战》一书中，则对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提出质疑，并提出要超越文化上狭隘的民族主义。他说，走向国际化是日本生存不可避免的选择，是登上国际舞台的唯一的道路。（34）《走向世界市民之路》一书中则严厉地指出了日本社会中存在着歧视意识的问题。日本著名国际经济专家、日本兴业银行副总经理黑泽洋则就日本国际化中引人注目的“劳务市场”问题发表看法。他说，吸收外国劳工并不会影响日本就业。并且认为即使在劳动市场管理上出点问题也是值得的，因为多一个在日本生活过的外国人，便可以赢得国外对日本多一分的理解。按黑泽洋计算，现在日本失业率仅2.5％，失业者150万人，即使有100万外国工人流入，失业率也仅4％强，与其他发达国家持续7-8％比，仍然是低的，（35）日本著名学者大前研一在他的《解决岛国根性》一文中指出，日本人的隐忧在于他们的心态，他们不了解他们同时生在金矿和火药库上，……日本真是一个懵懵懂懂的经济巨人，……虽人均所得达到了世界顶峰，但如若对自身仍不作调整，那么自然会引起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谴责。（36）
    总之，国际化是日本社会的当务之急，特别是日本摆脱目前的国际孤立的可行方案。可以说，目前日本确实是世界经济上的伟岸巨人，然而日本人在世界各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却并不是那么高大和可亲的。人们赞美日本，也鞭挞日本，佩服日本，也讨厌日本，究其原因，其中有相当成份是日本独特的文化所致。日本独特文化所具有的两面性，一方面有利于日本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另一方面也使之与世界各国隔绝起来。由于有这样的深层原因，日本的国际化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要经历漫长的过程。问题的关键是，日本不能抱着本国文化独特的优越意识，并必须对自身文化加以反思和调适，否则，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发展前景庶几不甚顺利和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