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教习在京师警务学堂
    （一）日本教习的聘用
    根据学堂成立之际清政府与川岛浪速签订的合同规定，学堂日本教习的骋用由监督川岛浪速“一手经理”。京师警务学堂成立后，有一部分警务教育所的日本教习留下来继续任职，如大田原总次、浅井新太郎等人。1901年底，川岛浪速从日本警视厅招募警视稻田穰担任学堂总教习。此后，又从日本警视厅、宪兵和陆军、预备陆军中聘用了一批警察和士官，担任警务、监狱、消防、体操等课程的教习，扩充了教学内容，扩大了教员阵容。这些日本教习的聘任，基本上都是由川岛一手掌握的，难怪他不无得意地说：“我任警务学堂监督，负责全部事务清政府只管经费的支出，多数警察教师和军事教官，都是根据我的意见聘用的。”（注：王桂主编：《中日教育关系史》，第649页。）
    根据最初的合同规定，学堂应聘用日本教师8名，但事实上远远超出了这个人数。巡警部档案中保存了1902年6月学堂上报朝廷的教职员名单，其中就有日本教习16名和日本军医官1名。（注：这个人数超过了弘谷多喜夫根据一张毕业典礼照片推算出来的十二三名，参见弘谷多喜夫《北京警务学堂と川岛浪速》，《国立教育研究所纪要》第115集，第98页。）当时学堂的教职员情况如下：
    监督：川岛浪速
    总教习：稻田穰
    提调：前田清哉
    教习：（操科主任）堀内高一
    （学科）大田原总次、镰田弥助、浅井新太郎、和泉正藏
    （管照在东京警察学生）小平总治、佐藤长次郎
    （操科）金子信贯
    副提调：相苏清五郎
    委嘱教习：（学科）北江德次郎、阿部精二、田实优
    （操科）冈田瓢
    托委医务：赤羽军医官
    教习：长秀、承璋、瑞征、德寿
    副教习：王恩荣、杨庆鋆
    委嘱教习：唐家桢
    帮助练队副教习：（七等警巡）常兴、成顺
    （一等巡捕长）荣善、松凌、钱珊、多欢、保绪、英普、玉衡
    （二等巡捕长）德元、多卯
    书记：刘廷彬、刘廷域、蔡德清、庆世培（注：《警务学堂所有职员人等》，巡警部卷11。原件保存在1902-1904年的卷宗里，只注明是中历五月而未写年份，这里的年份是根据其中日本教习的聘用年月来推算的。另，该名单中出现的“委嘱教习”（日文材料中写作“教习嘱托”或“嘱托教习”，笔者认为意思应该是类似的）及“京师警务学堂日本教习一览表”中出现的“委嘱提调”在《警务学堂章程》中并未出现，可能是由于聘任的方式造成的，就其履行职责的情况来看，与教习、提调无大异。）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虽然中方教职员22人在总数上超过日方教职员，但从他们担任的职务来看，多是从事教学辅助工作的，学堂教习的组成显然以日本教习为主体，这正是京师警务学堂不同于当时其他新式学堂的一个显著特征。
    根据中日两国学者的统计，并参考有关的历史档案和人物传记，京师警务学堂在1901年8月至1906年8月期间共聘用过约34名日本教习。
    有关档案中并未留下川岛以外的日本教习的聘任文书，从一些相关记载和传记中可以看出，其中一些日本教习的聘任，采用了口头约定的形式，例如提调长谷川辰之助的聘任，就是由川岛直接向他发出邀请，长谷川同意后就到学堂上任了。（注：〔日〕中村光夫著、刘士明译：《“不如早死好”--二叶亭四迷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202页。）教习的去留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有因教习内讧而辞职的，如长谷川辰之助和阿部精二等人；有因“特殊任务”而借故离校的，如松本菊熊；也有因行为不检被解雇的。1902年袁世凯在直隶和天津开设警务学堂，川岛还派出镰田弥助等两名教习前往支持。（注：弘谷多喜夫：《北京警务学堂と川岛浪速》，《国立教育研究所纪要》第115集，第95页。）因此，表1中，部分教习情况不明，甚至有数名教习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官方文件记载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