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中“月薪”一栏计量单位难以统一换算，京师高等巡警学堂日本教习的月薪参照弘谷多喜夫的统计，其余均参照南里知树所编之表。
    从1901年至1911年，在日本教习的参与下，清政府从无到有，逐渐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警察教育体系，“其没教场合有高等巡警学堂，有警务研究所，各厅州县有警务教练所，本埠各区有补习讲堂。”（注：《论警察教育之普及》，《直隶警察杂志》1910年第2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还培养出一批具有警察知识和业务水平的教师队伍，并积累了许多办学经验，为后来的警察教育奠定了基础。例如，1912年袁世凯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不久，就在京师高等巡警学堂的基础上设立内务部警察学校，并以420元的月薪聘请原学堂正教习町野武马担任总教习，负责教授军事学和训育，以170元的月薪聘请原学堂教习前田爱之进担任教习，教授警察行政。（注：弘谷多喜夫：《北京警务学堂と川岛浪速》，《国立教育研究所纪要》第115集，第101-102页。）1917年2月22日，北洋政府又以内务部警察学校为基础设立警官高等学校，作为开展警察教育的最高学府。（注：参见韩延龙等《中国近代警察史》（上），第498页。）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接管警官高等学校后立即进行了整顿，1934年3月该校迁往南京，并于1936年8月将警官高等学校与浙江省警官学校合并，改名为中央警官学校，蒋介石亲任校长。（注：参见韩延龙等《中国近代警察史》（下），第732-733页。）
    至于日本教习对清末警政的影响，则主要体观在实践层面。不论京师警务学堂、京师高等巡警学堂还是地方的各类警察教育机构，均属职业培训的性质，而且招收和培养的学员几乎都是中下级警察官吏，他们在学堂中接受的多为短期速成的警务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毕业后更多的是从事于基层的警政工作，因此很难对清末警政建设的大政方针产生直接的影响。但不容否认的是，为数众多的人正是通过这些学堂的培训，学习了相关的法律知识和技能、锻炼了体魄、加深了警察的职业意识，从此走上从警之路，成为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警察。从这一点来看，各级警察教育机沟均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其中的日本教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此，民国时期即有学者予以肯定，认为巡警部成立后，“号召的力量很大，一面重用学子，筹办学校，一时颇有兴盛的希望，就是现在警察的根基，也有许多是造因于此的。”（注：赵志嘉：《警察概论》，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