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在警务学堂中任职的日本教习，并非都是只为当教习而来华，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负有特殊使命而来的。这些人与日本政府或军部关系密切，假借教习的合法身份，在中国大肆开展活动，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有的专门联络清政府要员权贵，培植亲日势力，对清政府内外政策施加影响；有的直接刺探情报，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有的则通过培养学生的方式实现对中国警务的控制。肩负着如此重要的“使命”，又有日本政府和军部提供的活动经费，教习们恐怕也不会过于计较学堂薪水的高低了。
    即便如此，警务学堂中日本教习的薪俸仍高于日本国内同级教师（注：汪向荣《日本教习》第122页注1引用1906年3月儿玉崎人《北清通信》（《教育研究》第24期）中的话：“在清国教育界，邦人的势力颇大。他们的薪俸约都在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较诸国内要高三至五倍左右。”），更远远超过了中国教习的收入。如1906年8月12日，黑龙江巡警学堂上报巡警部的学堂章程中对教职员的薪金做了规定，其中监督每月“薪水银五十两，津贴银十两”，加起来也折合不到100元，教员和后勤行政人员就更少了。（注：《黑龙江巡警学堂章程》，巡警部卷256。）在缺乏可用之材，而本国又非常急需的情况下，求助于外力，对应聘而来的外籍教师给以高于本国人员的经济待遇，虽是无奈之举，倒也无可厚非。
    （四）日本教习的其他活动及表现
    清末的日本教习除了享受高于其本国的经济待遇外，还享有很多政治优待。由于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他们都可以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和制裁，这使教习之职成为许多日本谍报人员理想的身份掩饰，或是一些无业浪人的谋生之道。京师警务学堂以其特殊性，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京师警务学堂实施的是半军事、半警察的教育，本身需要有实践经验的军警充当教习，所以学堂的日本教习多来自军队和警察机构，许多人与日本政府或军部有联系，有些人就是受军部派遣而来的，负有特殊使命。他们利用教习的合法身份，大肆开展本职工作之外的活动：收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点，笼络清政府要员权贵，培植亲日势力等。如身为学堂监督的川岛浪速，在任职期间就继续为日本军部服务，一方面想方设法接近清朝权贵，培植亲日势力；另一方面直接纠集在华日本人刺探情报，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1903年，日俄战争迫在眉睫之时，川岛浪速就秘密纠集日本浪人晒光三等人，扰乱俄军后方。为培植蒙古方面的亲日势力，同年5月至6月川岛不惜将学堂代理权交给已生嫌隙的提调长谷川辰之助，而亲自陪同蒙古喀喇沁王东渡日本。（注：参见东亚同文会编《支回顾录》（下）。）提调长谷川辰之助在学堂任职的短短数月中，与副提调松本菊熊、阿部精二等人大肆开展间谍活动：利用日本妓女勾引俄国士官以探听情报，甚至将吉林马贼容留于学堂中欲加以利用等等；长谷川的记事本中还记录了大量中日俄三方军政要人的资料及他与庆亲王等人交往的情况，这些都是与其学堂教习身份极不相符的。（注：参见亥能春人《二叶亭四迷とその时代》，第481-493页。）在日俄战争期间担负“特别任务”的学堂教习还有田实优、松本菊熊、三谷末次郎、大原信、小平总治、镰田弥助等。（注：参见黑龙会《东亚先觉志士记佾》（下卷）；东亚同文会编《支回顾录》（下）、《支回顾录》（下）。）
    不少身负特殊使命的日本教习往往把学堂当做一个暂时的落脚点或中转站，这正是学堂教习变更频繁的最重要原因，一些教习甚至连名字都未上报两国政府就离开了学堂。而监督川岛独揽学堂大权，教习的任免权完全掌握在他手中，也为这些人在学堂的“来去自由”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如1902年底，日俄战争乌云密布，川岛浪速与松本菊熊密谋纠合反俄“志士”，为了不引起俄方的注意，他们便上演了一出苦肉计：松本故意在1903年的新年宴会上醉酒闹事，川岛即以此为由将其开除，并秘密安排他在一间名为高庙的寺庙住下，暗地里从事所谓“在华志士”的纠集工作。（注：亥能春人：《二叶亭四迷とその时代》，第472页。）据说在日俄战争期间专门负责在敌后搞破坏的日本特务班，其成员有一半“出自川岛之手”（注：东亚同文会编：《支回顾录》（下），第203页。）。
    前面提到的长谷川辰之助也是京师警务学堂日本教习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这不仅因为他在来学堂任职前就已经是当时知名的小说家，而且因为他在学堂期间所开展的对俄谍报工作，更因为他后来成为学堂内讧的主角之一。长谷川辰之助（1864-1909），笔名二叶亭四迷，日本知名小说家、俄国文学翻译家，与川岛浪速是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校友，长谷川比川岛高一级，学俄语，两人在校期间并没有什么交往，后来因与川岛相同的原因退学，1887年发表日本最早的口语小说《浮云》，成为日本近代写实主义小说的开拓者。曾任内阁官报局雇员和外国语学校教授，后辞职到中国哈尔滨，任贸易商德永商会的顾问。但他不久就发现，比起从事实际的商业来，“还不如去探讨国际问题与了解国际贸易扩张等策略，从事这种不花钱的工作，更符合我的志向和兴趣”，于是决心离开商会南下旅行。（注：中村光夫：《“不如早死好”--二叶亭四迷传》，第200页。）在北京，他受到已是京师警务学堂监督的川岛的热情款待，川岛邀请他到学堂任提调，并建议他以俄国问题为主要研究目标，也许是正中下怀，长谷川很快便答应了。受其小说家的盛名所累，长谷川的任职一度受到学堂教习阿部精二等人的质疑，但很快就以其在学堂“老成持重、极富人情味”的工作和在对俄谍报工作及蒙满问题上给川岛等人不遗余力的帮助，迅速地在学堂内外博得声望，日益受到教习们的敬重。（注：参见亥能春人《二叶亭四迷とその时代》，第469页。）
    但是，好景不长，川岛与长谷川虽为老校友，又共同抱有“扶清抑俄”、进而控制大陆的观点，两人在教养和气质方面却各不相同，而且是分歧多于一致，每当处理实际事务时，这种分歧就一再暴露出来。学堂里一些对川岛不满的人开始团结在长谷川的周围，形成所谓“提调派”与拥护川岛的“监督派”之间的对立，而川岛在一些事情上的暧昧态度使两派相争的形势公开化。因此，半年后，长谷川渐生退意。长谷川离开京师警务学堂的直接导火线是日本教习中单身汉与有家眷者的对立与纠纷。由于当时学堂教习的宿舍大都紧密相邻，单身汉们天天耳闻目睹有家眷者过着卿卿我我、相敬如宾的生活，越发感到寂寞孤独，对他们深更半夜仍拨弦弄音以致影响睡眠更是怨声载道。时间一长，就导致了双方的对立，有家眷者故意聚在一起宴饮，弹琴唱歌到半夜，搅得单身汉们难以忍受，于是出去游荡于酒馆和花街柳巷，这种情形愈演愈烈，终于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有家眷者以维护学堂声誉为由，要求川岛处分相关人员；川岛出于维护学堂内部秩序及外部声望的考虑，也同意从单身汉中解雇数人。但自己也是独居异国的长谷川却站在单身汉的立场表示反对，在与川岛协商遭拒绝后，于1903年7月18日正式递交辞职书，其得力干将阿部精二和久松省三也随之辞职。至此，“监督派”与“提调派”之争才告一段落。（注：参见亥能春人《二叶亭四迷とその时代》，第494-499页；中村光夫《“不如早死好”--二叶亭四迷传》，第203-204页。）
    总之，即使在日本人眼中，京师警务学堂“表面上是清国的一所学堂，实际是日本势力培植的一个机关，乃志士集合之场所，与公使馆之类的纯粹的官吏社会相比，是一个颇含危险分子在内的团体。”（注：〔日〕桶谷秀昭：《二叶亭四迷と明治日本》，东京，文芸春秋社1986年版，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