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城邦的经济制度
    《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认为，一切奴隶制城邦或共和国，都不是从土地私有制开始，都有过若干世纪的古代（古典）所有制的历程，古代所有制是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中间阶段，其具体内容是：最早的国家（城市国家、城邦）出现了。土地还是公有的，但分为两部份，一部份是城市公社所有（苏美尔的神庙经济、雅典的罗立温银矿、罗马的公有地）；一部是公民家族私有，实际上是国家公民共同私有。此外，还说在古代，在奴隶制城邦阶段，小土地所有制（小农业、小农经济）构成城邦的经济基础。（46）
    王敦书、于可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奴隶制城邦的经济基础是奴隶主所有制和贵族土地所有制；同时存在城市公社的公有（国有）经济和以公民身份为前提的公民小土地所有（或占有）制；土地私有制逐步充分地发展起来，但或多或少仍受到某种限制。（46）
    王阁森则认为，上古国家普遍存在公有、私有并存的两种经济成分：城邦公有经济与私人经济，而且私人经济又总是以与公有经济发生一定联系为先决条件。这是共同的。但古典的公有（公有矿产、公有地等）表现为公民共有（“积极公民的共同私有制”），东方一些城邦的公有则往往表现为神庙--王室经济（僧侣贵族集团私有）。古典的早期私有经济主要是独立手工业者和个体小农经济，而在苏美尔城邦则表现为村社私有经济。（47）廖学盛、陈隆波持此种观点。廖学盛说：城邦内部总是存在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两个部份，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比例及相互关系，在不同城邦的不同发展时期千差万别。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私有经济（可以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大、小私有经济）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大量小私有者逐渐破产，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下降。（48）陈隆波强调，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古代西亚、北非的早期国家也和希腊早期国家一样，存在着公有和私有并存的特征。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这种公私并有的两重性是有主从之分的。有的以公有或国有为主（如古代西亚、北非早期国家），有的以私有为主（如希腊早期国家）。（49）
    六、关于城邦与城市的关系
    左文华突出城市的地位，他说在构成城邦的三要素中城市是第一要素，如果没有城市，即使有国家和公民公社，也不能构成为城邦。城市并不是有许多人聚居之地或者王宫所在地，而是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中心。城市与国家的产生并不是同时的。在多数情况下，城市都是在国家产生之后很久才形成的（如古代东方和中世纪的西欧），只有希腊罗马，城市与国家的产生时间大体同时或差不了多远。（50）王阁森指出：城市是构成城邦的不可缺少的三种结构之一。它与公民公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后者存在的形式。城市为国家提供了一个统治中心。它既是国家机构、政治集会、宗教事务以及其他公共活动的中心，又是工商业的中心。城市产生的过程与公民公社和国家的形成大体上是同时进行的。斯巴达、潘诺佩等无城市的现体仅属例外，这类城邦不能算作典型城邦，因为它不属自发形成，而且结构不完整。（51）何芳川强调：城邦者，有城之邦之谓也。有邦无城，当然不能称之为“城邦”。（52）
    廖学盛认为，就“城”和“邦”两者的关系而论，有决定意义的是“邦”，即公民集体。“邦”是先于“城”而存在的，在一定情况下，“城”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决不能一看到某个地区没有“城”，就马上否定那里存在“城邦”。在古代，只要有“邦”存在，筑城并不困难。（53）启良说：城邦的存在，并非一定要有城市存在。城市是政治、经济中心，但不是衡量城邦的标志。“Polis”原义为“主权国家”，至于城市，是可有可无的。（54）
    陈隆波主张，并不是凡出现国家的地方就有城，城也不等于城市。城市的形成和国家的形成并不都是一致的。一般说来，最古城市的产生，大抵经过三个阶段：最初，是作为氏族部落公社或农村公社管理和宗教活动中心地的聚居村落，有供祭祀和公共活动的固定场所。第二，是随着各氏族部落之间、公社之间战争的频繁，为了防御外敌经常入侵的需要，出现了由城墙、塔楼、城堡和卫城构成的防御体系。这是作为居民避难所的城，还是有城无市。第三，随着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手工业生产的专门化，交换和贸易的产生与发展，才出现了市，至此城市最后形成。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一般说在铜石并用时期产生的国家有城无市，在铁器时代产生的国家有城有市，但也有例外现象。（55）史亚民说，最初形成的国家不一定都有一个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比如古代亚非地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城邦、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国家都是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形成的，都是在铜石并同时代进入阶级社会的。当时这些国家的农业、畜牧业都很发达，但手工业和商业发达情况如何，是否已经出现城市，学者仍只是根据考古资料进行判断，并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应称最初形成的国家为“小邦”，而不必称它们为“城邦”。（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