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关于城邦与帝国的关系
    城邦能否发展成为帝国？国内史学界对此有三种不同意见。以《世界上古史纲》为代表的一派意见认为，由城邦到帝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希腊城邦被马其顿帝国取代是必然的趋势。（57）日知近来又强调由城邦到帝国的发展过程，各地区有各自历史发展的特点，但也存在求同存异的共同规律。（58）王阁森认为，奴隶制国家由城邦而统一王国而帝国，这个普遍规律完全也适用于东方。（59）江爱沪则强调，城邦到帝国的变化，在古希腊史上就反映在马其顿对希腊统一的必然性上。历史的发展尽管是纷繁复杂的，但它毕竟是有规律可寻的。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奴隶制国家形式是有一些不同的具体状况，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如希腊的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确实跟罗马帝国的形式有所不同，但它仍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奴隶制帝国一天不向外侵略就一天也维持不下去。（60）
    程栋则认为，“条条道路”并非全通“罗马”，奴隶制城邦未必都会转化为帝国，城邦转化为帝国必然具备一定的条件，马其顿帝国的建立，并不是希腊城邦历史发展的趋势与统一要求，而是马其顿对希腊城邦的兼并与征服。（61）顾准从斯巴达兼并其他城邦活动的失败中得出结论，在希腊，一个城邦要把其他城邦统一为一个帝国是不可能的，“因为自治、自足、主权在民的城邦，邦与邦之间，城邦公民与非邦公民之间的界线十分森严，这种制度本身和为建立一个帝国所必要的对被征服的民族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是互不相容的”。对马其顿帝国的统一，顾准是这样解释的：“事实上结束了希腊城邦制度的亚历山大，他之对待希腊本土诸国，表面上也只能采用同盟的方式。亚历山大事实上把它们降为一个大帝国中的自治城市”。（62）
    陈德贤的观点与上述两种不同，她认为，城邦发展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城邦靠不断地侵略扩张，使国土和公民数量不断增加，最后达到突破狭小的城邦界限，进入到奴隶制帝国，从而结束城邦历史，如罗马。另一条是，始终保持小国寡民的城邦，靠自身的力量无法突破城邦界限，其结果将毫无例外地被外来的强大敌人所吞并，从而也结束了城邦的历史，如苏美尔、腓尼基和希腊城邦等。（63）
    八、关于古代中国是否存在城邦
    日知力主古代中国存在城邦，他认为，古代中国文明和国家的起源，毫无例外，也是从城邦和城邦联盟开始的，这是从小国寡民的政治单位开始的。尧舜时代是古代中国城邦制产生的前夕；三王时代是城邦制各自发生的创始时日；王霸时代是城邦制全盛时代；城邦联盟的中心转移了；战国时代则是城邦制衰亡的时期，城邦解体，全部统一于秦汉帝国。他还以周王朝和魏国为例，作了具体论证。在他看来，不论是周王朝，还是周王朝属下的诸侯国（如魏国），都是城邦国家，与古代希腊的雅典、斯巴达、科林斯诸邦同属一种国家类型，城邦政治制度所具有的特点，春秋各邦基本上都具备。整个周天下，并非政治单位，只是一种军事同盟，各诸侯国既是独立的城邦，又是加盟成员国，其情形与古代希腊的雅典帝国（提洛同盟）无异。（64）刘家和强调了研究中国上古时代的邦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其时代之早，而且也在于它具有丰富多样的类型。中国上古的邦，从纵的角度来说，在商与周的时代的不同，从横的角度来说，又有中原和南国之类的差异。他着重探讨了楚邦的发生和发展，强整楚邦对中国上古文明的发展，对中国逐渐统一的进程，都曾起过重大的作用。（65）吴平凡以上古时期西域诸国为例，认为和希腊罗马一样，这些最初出现的国家也是小国寡民的奴隶制城邦。他说，尽管西域诸国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各具特点，与希腊罗马各城邦更难尽同，但在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政治制度等许多问题上都属同一类型。所以说，城邦政体的出现并不是希腊罗马古典世界所独具的特征，也是西域地区在阶级社会形成初期的普遍现象。（66）此外，廖学盛也肯定古代中国存在过城邦。（67）黄松英则说，城邦就是国家，古代中国未统一之前的列国，称为邦。中国的邦就是国家，也就是古典的城邦。（68）
    上述意见遭到了国内史学界很多同志的反对。吕绍刚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城邦制度。因为第一，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居民和领土都有限的国家。城邦之间可以发生战争，但绝不兼并。中国先秦国家却有一个数目由多到少，疆土由小到大的兼并过程。第二，城邦国家必然结成同盟，国家之间是同盟关系。中国三代天子与诸侯六国的关系是君臣关系。天子的权威具有中央政权的性质。第三，研究过150多个城邦政制的亚里斯多德把希腊城邦政体归纳为君主、贵族、共和、 僭主、寡头和平民6种，每一种都以部份公民或全体公民的利益为基础。 而中国先秦国家自始至终是君主制政体，不是公民的集团，它从来不以什么公民的利益为基础。自春秋至战国，只有权力重心的下移，没有政制的改变。三代（夏商周）的历史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直至形成君主专制主义帝国的历史。（69）
    顾准认为，我国古代史中找不到一点城邦制度的影子，要理解希腊城邦制度，首先不要和我国春秋时代及其以前的小国林立相混淆。春秋以前诸小国，虽然政体各异，各专征伐。然而从有史时代开始，就有一个凌驾他们之上的神授的最高政治权力。随后他还讲到希腊城邦的公民与公民权问题、兵制问题、官制问题、法制问题、民主问题。这些都是古代中国没有的或者是与希腊有原则区别的。希腊城邦制度与古代中国的国家制度的区别是如此之大，无论怎样加工，也不能把它们塞进同一个模式里面去。（70）
    胡钟达提出，把古代中国说成和希腊罗马那样的城邦是不合适的。殷商的政体如何尚待研究。西周、春秋各国与希腊罗马不同，后者都是独立的国家，而在前者诸国之上有周天子，后来周天子尽管权势衰微，形同虚设，但总还是公认高于诸国之上的天子，希腊罗马则不是这样。（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