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白守黑（46）
    拿破仑虽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奇怪的是，他本人与此相反的言行却很多。如他说过相信神灵，信仰宗教，公开反对无神论等。应该怎样看待这些言行呢？
    的确，拿破仑说过有上帝神灵一类的话。1819年在至赫勒拿岛时他说过：“我不信仰宗教……但相信存在一位上帝。”（47）而在1817年他说过，有一种“监视天体运行的神灵”，但他认为这种神灵却是“物质性的”。（48）如前如述，他死前不久，又坚定明确地表示他不信仰上帝。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他不相信宗教上的那个作为人格化的超自然的精神实体的上帝（神灵）。第二，他相信在宇宙中有一个作为物质实体的能制约其他天体的“上帝”或“神灵”。而这个冠之以“上帝”或“神灵”尊号的东西原来就是特殊的天体，如能控制自己的卫星的恒星一类的东西。果然，他又说过：“我如果信仰宗教，我将信仰太阳。因为太阳滋养万物，它才是世上的真神。”（49）这算是什么“真神”呢？徒其名耳！这连伊壁鸠鲁的那个“原子神”都不是。威尔·杜兰、艾丽儿·杜兰断言拿破仑真的“一向相信，物质世界中或其背后必有神灵在焉”。（50）而约翰·霍兰·罗斯则说：“拿破仑承认他相信‘超凡之灵’”。（51）他们都只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他的话，而没有抓住他的话的唯物主义的和无神论的独特含义和实质。
    拿破仑晚年认真实行了保护宗教的政策，而且他自己直到晚年也在从事宗教活动。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认为他有真正的宗教信仰、伏尔泰认为，“如果没有上帝，也应臆造出一个上帝”。拿破仑也是如此考虑问题的。他大权在握之后，已背叛了他当年狂热信奉的卢梭的社会契约和社会平等思想，已成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想的是如何维护他自己的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宗教问题上，也改变了态度，由揭露抨击它变为保护利用它。他深知宗教对于培养愚民顺民和维护剥削者政权的重要性。他说：“对我来说，宗教显示的并非神性、人性集于一身的玄秘，而是社会秩序的奥妙。没有报酬、财产的不平等，社会便无法存在；而没有宗教，这种不平等的状态便无法维持……社会一定要让穷人相信，世上一定有贫有富，这是神的旨意。可是来世永生将会有不同的分配方式。”“由于天堂的观念，宗教引入了一种平等的意识。由于此种意识，富人逃过了为穷人屠杀的恶运。”（52）“没有宗教，就没有政府。精明的征服者是从来不同神甫争吵的。可以既迫使他们就范，又利用他们……你可以嘲笑占卜师，但是最好还是同他们一道吃献祭的小鸡。”（53）“在世界各国，宗教对政府都是有用的。应当利用宗教对人采取行动。……一国的宗教应完全掌握在统治该国的人的手中。”（54）等等。问题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总之，他是把宗教作为愚民治民的有效工具来使用的，他在法国恢复天主教，请教皇加冕，其政治目的早已昭彰于世。他晚年参与宗教活动和在给儿子的遗嘱中赞扬教皇，则是为自己的“生前身后名”和为儿子登上法国皇位打下基础，因为当时在法国和欧洲绝大多数人仍然信奉基督教。奥布里说得好：他“为自己的名声、儿子的利益着想，重新信奉这一宗教。这首先是出于政治考虑”。（55）
    由于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是个无神论者，而他的宗教活动仅仅是出于政治需要，是做给人看的，是骗局中的骗局，广义地说，是逢场作戏，所以难免出破绽。他在法国是天主教徒，而到了埃及就入乡随俗成了穆斯林。他认为为了统治犹太人也可以成为犹太教徒。他说：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就可以改变宗教信仰，就象随时换衣服一样。（56）在去圣赫勒拿岛时，有位教士愿随他去，却被拒绝了。在此岛上时，一次他开玩笑说，他身边的拉斯卡斯是最适合在洗礼时给婴儿命名的人，而他明知此人不是一个有资格给婴儿命名的基督教徒！他还不止一次地大声训斥进行宗教活动的教士。甚至在他自己从事宗教活动时，也总是对上帝抱着嘲讽态度。（57）等等，等等。这都说明，如果他不是从心里对上帝和宗教嗤之以鼻，是决不至于如此的。
    威尔·杜兰、艾丽儿·杜兰认为拿破仑是相信天命和命运的。说他“经常会注意星相和预言”。他的“迷信的念头，笼罩着想象”。（58）实际并非如此。从表面上看，他的确有相信命运之类的言行。他33岁生日时，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高高地闪耀着一颗红星，这是他本命星的象征。他说过：“命运驱使我朝向不可知的目标前进。目标没有达到以前，我是不可侵犯，不可阻挡的。”（59）俨然是命运之神的骄子。在私下里，他却泄露了天机：“恺撒大讲自己的鸿运并表示他是相信命运的。他这样做是对的。这种办法既影响了别人又不触犯人们的自尊心。”（60）对他的这套把戏，约翰·霍兰·罗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他把自己打扮成命运的宠儿，是否由于他深知一般庸人极易上当受骗；他们总是钦佩天才，崇拜勇敢，而对于不断走运者则更是五体投地。”（61）
    最后，还应指出，拿破仑虽然从整体上、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唯物论者、无神论者，但他对某些问题仍然不清楚，感到困惑。如他说：“要说我是从哪儿来的，我是什么，我去哪儿，那是超出我的理念之上的；不过，所有这些问题都存在着。看来我象一只表，它存在着，可是没有自知之明。”（62）“什么是生命？什么时候我们得到生命？我们又是怎么得到生命的？所有这些与神秘是不是一回事？”（63）一些问题在当时是很难得到科学解答的。他也屡屡对宗教对人们的心理产生的慰藉和麻醉作用之大之深感惊讶和不解：“教会的权力就是使我们能进入天国--在我们年迈的时候，来安慰我们和我们的妇女。”（64）“赦罪这个主张很妙，正因为这一主张，宗教才能存在，不会消亡……谁也不能说他这一辈子就肯定不信教。只有疯子才会说他能毫不忏悔地死去。世上有那么多不了解的、无法解释的事物！”（65）这说明他还不能科学地解答宗教的产生和消灭的问题。但如果据此认为他是宗教问题上的不可知论者，似乎失之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