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几个世纪的圈地以及与圈地互为促进的其他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英国农业社会经济的面貌。农村中的人物和社会结构，农场、牧场的经营方式和生产技术，都远非昔比。主要由庄园主和农奴构成的封建社会结构，已一去不返。新的农村结构由三部分人组成。首先是拥有大面积土地的新型大地主。因圈地而日益富有，社会影响又不断增长的乡绅地主层，吸引许多渴求加入的来自城市的富翁。这部分人在农村买地产，建私邸，许多建筑精美的宅第，至今仍在点染着英国的田野风光。到19世纪中叶，约一半以上的英国土地，为2000多家这类富翁所占有，大地产的平均面积达7300多英亩。商人、银行家、制造业主，不断向农村的乡绅地主层输送新的血液和资金。这些新型大地主很少自己经营土地，小块家用农场而外，大部分土地都出租给承佃人。这就出现了农村新社会结构中的第二部分人，称为租地农业经营者。随着农产品市场的发展，经营租地农场越来越有利可图。小型租地农场一般由承租者全家经营，不须雇佣劳动。大型租地农场不然。19世纪中期，英国农村约有100万雇佣农业劳动者，受雇于25万户租地农场主。 这类农场主富于经营意识，采用新技术、新机械，使用化学肥料，所经营的农场产量大有提高，人称“新农耕”。他们不下耕地，不沾泥污，人称“干净靴子”（clean-boot）。“干净靴子”是新出现的农村中产阶级的上层，他们是英国国教会和保守党在农村中的一根支柱。有了这类雇佣劳动力的租地农场主，随之也就出现了农村新社会结构中第三部分人，亦即依靠工资为生的农业无产者。他们在圈地浪潮中失去了庄园制下那分沿旧习耕作的土地，很多早已离乡，留下来的成了租地农场雇佣的工人。他们的妻女本来可以从中获得一点补充收入的家庭纺织，受不住机器纺织的压力，已逐渐销声匿迹。工业世界从孕育到新生，不断从各方面侵蚀和变革农本经济的体制。工业革命后不出百年，传统英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原本属于欧洲传统农耕世界的英国，在孕育又新生于其本土的一个小小工业世界的推动冲击之下，终于实现了自身的蜕变。蜕变也就是对历史冲击的反应。英国经历的这一历史变化，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国家，其中作出成功反应的，也将按各自的历史背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先后不一，曲折出现。
    作者在论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一文中，曾略及尼德兰北部亦即荷兰乡村毛织业的发展，其情况与处于孕育工业世界时期的英国相似。不过，荷兰之于工业世界，可说是早孕而迟育。16世纪英国新毛呢业的技术，得之于荷兰的移民。前文论及的英国新农耕，许多农作新技术也是来自荷兰。17世纪中期，威斯屯（R·Weston）曾写专书，介绍不来奔和弗兰德尔的新农耕。18世纪初，汤森德（C·Townshend）在诺福克郡推行农业改良， 采用的技术也大都可追源于他作为外交使臣驻节荷兰期间留心当地农耕改进的见闻。应当说，16、17世纪荷兰乡村毛织业和农业的发展水平，即使不超过，至少是不下于同时期的英国。但荷兰之进入工业世界，却落后于英国。到18世纪末，荷兰才开始在毛织业中应用英国式的蒸汽动力织布机，设置英国式的工厂。荷兰不但比英国起步晚，而且煤铁资源不足，商业资金耽于贸易和金融信贷方面的投资，向工业资金的转化举步迟缓，因此工业化的进度也落后于英国。重商主义时期，荷兰在航海贸易以及殖民扩张诸方面，曾经是英国的劲敌。英国率先进入工业世界以后，荷兰相形见绌，其向外所能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不能与已经形成优势的英国相比拟了。
    二
    新生于英国的工业世界，是资本主义支配下的世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无限制，因而扩张市场也是无限制。16世纪海道大通以后，追求利润和扩张市场的无限制，其实际意义就是推及全球为终极。由新生世界扩散的影响和冲击，势所必然，也是以推及全球为终极。本文所论，以新生工业世界与传统农耕世界间的历史激荡为主题，范围不出人类在农本经济基础上建立诸古老文明的亚欧大陆。此外的问题，姑不栏入。
    英国在进入工业世界后形成无可比拟的历史优势，这个优势的逼人存在，首先对其近邻西欧诸国，必不可免地构成了冲击。和英国隔海相望，在海外殖民方面又与之敌对的法国，也是必不可免要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变革和反应。
    1789年革命前一个多世纪，法国为适应西欧诸国竞向海外扩张的形势，和英国对抗，曾大力推行重商主义。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两代国王在位的时期（1610—1715），黎塞留，特别是科尔柏，都曾运用国家力量，厚殖工商，兴办海外贸易公司以及造船、兵工等工场。历来论重商主义者都曾指出，一个国家推行重商主义不外两方面的需要，即经济上求富，政治上图强。国家的富和强，本是密切相联的。但是“求”和“图”的实效，不一定都两相等称。就英法两国而论，同时处于17世纪的重商时代，在“求富”与“图强”之间，畸轻畸重，不大一样。英国推行重商主义，取得的经济效果比较明显。乡村毛织业和农业、饲养业，其生产技术、生产结构、产量，都有令人瞩目的变革和发展。重商主义在法国的推行，看来却是政治方面的成效较明显，造就了这个时期法国的强大君权和国威。路易十四时期建成的宏伟的宫廷，趋承宴饮于其间的冠服雍容的贵族，以及所谓“自然疆域”的完整回归，古典文艺和新兴科学的弘扬奖掖，总起来一句话，即号为“太阳王”的文治武功，其声威足以凌驾全欧。各国王廷若非嫉之而不能除，就是羡之而不可及。重商主义为法国聚集的财富，耗竭于强化王权和张扬国威的太多。这只要看看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书中所述1672年法军入侵荷兰一役，其海陆战费之巨，贿买盟国之不惜重金，国王亲征仪仗之豪华无度，为炫示恩施而作的颁尝抚慰之滥，其他也就可想而知。其后果，是大大抵销了重商主义对经济变革和发展的促进作用。到18世纪，法国基本上仍然是一个滞留于封建重压下的农本经济的国家。
    强化的专制王权和国威，其所支付的代价渐为法国中下社会阶层所不能承受。在资本主义滋长之中的新兴社会力量，倾心于英国发展趋向的知识界，都期待旧制度的根本变革。一些“经济学入”著论反对国家管制和干预经济，集矢于重商主义。稍后，在一位学医而又好论治国的杜邦（Dupont de Nemours）的笔下，⑨这些“经济学人”得名为“重农学派”，其主张称为“重农主义”。重农主义（physiocratie）一词，从字源说，“physio”意为“自然”，“cratie”意为“统治”。合二者为一词，即“自然的统治”。若按严复译“天演论”的笔法，大可译为“天治”。这是在牛顿物理学影响下深信国家经济中也存在着一种自然秩序的思想，顺自然秩序则和谐完美，强加入为干预则勃逆横生。所谓顺自然秩序，按最有影响的重农主义论者魁奈（Fran{K5D502.JPG}ois Quesnay）之说，即农业上有“耕种的自由”，国内外贸易“保持完全竞争的自由”。⑩魁奈还主张把生产谷物的土地“尽可能合并于由富裕的农业者所经营的大农场”。(11)这很有可能是受了英国租地大农场迅速发展的影响。他对济经自由的强调，与他的同时代人英国亚当·斯密的学说几乎如出一辙。但是不容忽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同。亚当·斯密《国富论》，开卷第一章论工厂分工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魁奈《经济表说明》首列的第一、二两段，则区分农、牧、渔、林为生产性行业，工、商、服务等属非生产性行业。(12)这点不同看来非出偶然，前者是历史正当跨入新生工业世界的反映；而后者，即魁奈区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行业的见解，恐只能视为历史尚未破除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这一古老传统的反映。魁奈生活于其中的法国，还处于1789年大变革的前夕，基本上还没有和传统的农耕世界脱轨。他以重农学派的奠始者而抱有这样的观点，不足为异。就连以“1789年诸原则”驰突一大部分欧洲的拿破仑，也曾有过这样的议论：“象斯巴达或罗马这样军事强国的力量，是寓于农业之中的。农业提供好士兵，在必要的时候，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13)这是一种近乎“足食足兵”的思想，其来由恐怕不仅是出于对历史的怀古，多少也可归之于当时法国还没有超越农本经济这一现实。拿破仑还曾说：“农业，帝国的灵魂，最必需的基础。”(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