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奥斯曼及伊朗的统治上层不同，奥朗则布以后的莫卧儿王朝，以及马拉特的当权人物，迄至19世纪，都对面临的形势颟顶无为，未作任何改革。而在入侵者一边，当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综揽东印度公司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历任总督，如克莱武、赫斯丁、康华里、代豪斯之辈，却都是多谋善诈的殖民政客。他们对待各据一方的印度封建王侯，或贿赂收买，或离间分化，必要时就利用由英国人招募和训练的印籍士兵，打击和消灭敢于抗拒的各邦。在他们任职期间，与迈索尔两战（1782，1790—1792），与马拉塔人三战（1775—1782，1830—5，1817），与锡克人两战（1845，1848），以及其他等等。又兼并土邦，如南部坦焦尔（1799），西北部信德（1843），旁遮普（1849），中部敖德（1856）。土著封建王公一般对历史前景无认识，对自身的处境无选择，强力之下，听命而已。
    19世纪前期，英国的机制工业品已涌向印度。1813年，英国国会通过法案，终止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由此结束重商主义时代赋予公司的商业特权，为新生工业世界的机制品拓广市场。此后20年间，从英国输入印度的机制品激增达50倍。过去，印度的手工棉织品曾经销行英国，并且危及英国自诩为“衣被天下”的毛纺织业。这时相反，棉布盛产的故土，城市手工棉织业日渐萧条，市场缩小，工匠流散。在农村，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等地实施包税制和租佃制，在坦焦尔征收田赋，虽然对改变村社制度和实现土地私有起了一些促进作用，但其剥削之严酷，比过去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引掣之输入，电线和铁路的敷设，用为生产棉花等原料基地的大种植园的开辟，契约劳工的输出等等，新兴的工业英国以外族入据农业印度的景象，无间城乡，触目皆是。正当土著王侯相继归服之际，出于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意外，起来对殖民奴役制作出反应的，是由他们雇佣、训练和装备起来的用于在印度东征西讨的印籍士兵。士兵的反戈一击，迅速发展为广泛的民族反英起义。
    1857年夏，以攻占古都德里开端的印度反英大起义，战斗十分壮烈，但政治上却十分脆弱。起义者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他们把年逾八旬的莫卧儿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Bahadur ShahⅡ）从实际的废黜中重新扶立起来，此外就只顾战斗，别无政治措施。他们没有统一的指挥，希图复国而参与起义的各邦封建王公，分立的旧习未除，这时在战斗中也仍然互不相属。年仅20许的詹西女王拉克希米·拜依，论其献身祖国的英勇，殆可比之百年战争中抗英的法国女杰贞德，可能是历史从封建王公中遗留给19世纪印度的一个最后优秀的人物。(26)但这一优秀人物也只能与另一马拉塔首领坦提耶·托比在军事上互为呼应，屡挫屡战，直到战死。她没有、也不能为起义提出指明历史方向的纲领，起到政治的领导和组织作用。起义在受到挫折之后，投进来的王公纷纷脱离，有的甚至接受招降。一般部众则力量分散，被逐一击溃。大起义不到一年，全印度又重入英国殖民者的掌握。印度人民对西方工业世界冲击作出的壮烈反应，没有为国家找到适应世界历史趋向的可行道路。
    大起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历史后果，是英国对统治印度的方式作了调整。1858年11月1日，英国宣布撤消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的权力收归英王政府。1877年1月1日，英国女王维多里亚以盛大仪式即位为印度帝国女皇。19世纪后半的印度，不论出现了什么大工业设施，工业化有什么进展，都属在英国直接统治下的殖民地经济，超脱不了资本主义工业世界中的一个附属地位。
    四
    本节论述移向东亚。
    西方国家重商主义的触角，几乎与进入印度同时，来到中国东南海域。16世纪初，1511年，葡萄牙人入据澳门，不到半个世纪占有其地。17世纪初，1624年，荷兰人据台湾建寨。稍后，1661年，英国军舰窥伺虎门。当时明清两代的朝廷，和印度莫卧儿王朝相似，也缺少海权意识，对越海而来的西方海上力量，不很介意。“农为天下之本”，这个传统自汉初至清初，历时近2000年，只须衣食丰足，就必定四海晏然。因此，直到19世纪初，清政府闭关如故，与海无争。英国要求通商的使节虽屡屡叩关，皆拒而不纳。但是，新生工业世界扩张经济向传统农耕世界闭关经济的冲击，推挡不了。鸦片战争之役，英国挟其工业革命已历80年的优势，一举破关。南京条约及一年后的“善后条款”，把英国近两个世纪侵夺西亚、南亚三大穆斯林帝国的经验，如开口岸、租土地、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等等，也一举加之于中国。西方其他已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包括方在学步的沙俄帝国，也乘机勒索。从此中国的传统农本经济日趋破碎，严峻的形势必然引起反应。
    林则徐禁烟和主持译刊《四洲志》，是中国士大夫中杰出人物对西力东来这一形势的最为明快的反应。禁烟是出于民病国穷的忧愤，《四洲志》的译刊，则表现出对世界形势与海权攘夺的一种直感。禁烟既以鸦片战争而失败，《四洲志》却发展为魏源的《海国图志》，对西方国家的了解，于历史、疆域、政教风习而外，兼及近代的机械技艺，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士大夫中优秀人物的反应还未及形成具体的改革。由太平天国呼唤而出的农民革命，已经席卷大半个中国。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触发于清王朝在西方新兴工业国家冲击下日趋衰竭的形势，借西方基督教的一些原始教义为号召，把历来农民起义的均田思想加以扩充和阐发。于濒临失败之际，又发布了洪仁玕意存改革但全未实行的《资政新编》。作为对西方势力冲击的反应，看来是新旧杂揉。但从总的来看，也是从本质上看，洪秀全的革命作为，还是不出历史上农民革命的传统，其思想也摆脱不了农本经济的局限。他接受基督教思想中某些可以资为己用的教条，但仅此还不足谓为接受近代西方的思想。洪秀全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始于传教士的布道书《劝世良言》，远未达到16世纪西方宗教改革家所陈教义的水平。他礼赞的“天父”，既非路德的信之则获恩救的上帝，也非加尔文的由神恩前定人的现世功业的上帝。他的“天父”是“预诏差洪日作主”的“爷”。而这里说的“洪日”，也就是洪秀全自己，即他所谓“朕是日头故姓洪”。这种说法见于他为《旧约·创世记》作的“钦定批解”，可谓完全是中国传统的“奉天承运”说的翻版。(27)洪秀全所云“普天之下皆兄弟”，无疑是受基督教徒原始平等以及共同生活一类传说的影响。但他作为一个落第秀才，自幼即已熟诵的儒家经典，如《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无疑也起了作用。定都天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其中关于乡官的规定，也不能不令人联想到《周礼》里面的“地官司徒”。至于作了规定而未能切实执行的计口分田、设置“圣库”、一度取消商业以及建立手工业诸匠营等等，更全是基于农本经济的空想。在这样的政治和经济纲领之下，即使太平天国能够取代清王朝的统治，也无从适应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传统农耕世界的历史形势，实现中国农本经济的根本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