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将败未败之际和被全部镇压之后，朝廷公卿以奕诉为首，地方封疆大吏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在统治上层结成一股改革势力。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中心是兴办军事工业，自造“坚船利炮”。其他如开采矿藏，修建铁路，兴办少量民用企业等，都是附属措施。这类改革当时称为办洋务，实际是仰赖洋人。仰赖洋人办洋务的后果，是兵不能强，见于甲午之败；国不能富，见于外国机制品之继续倾泻而入，中国的白银之继续外流。另一派改革力量主要出自在野士大夫。19世纪将尽之际，康有为、梁启超等，以组织学会、广造舆论、公车上书等方式，推动变法维新。他们主张制宪法，张民权，建立君主立宪，以实现“君民共治”。还主张废科举，倡新学，开民智，以及兴办实业等，但改革的中心在刷新政治。戊戌变法触动了专制政体的纲常，不仅遭到顽固势力的反对和镇压，连洋务派如张之洞也力斥变法为邪说。维新百日，转眼败亡。洋务派改革重在建新军，维新派改革重在建新政，都没有触及变革传统农本经济的问题。到19世纪最后一年，在义和团近乎原始的“灭洋”运动中，中国所遭遇的是八国联军入侵的又一灾难。对于来自西方新兴工业世界的冲击，怎样才能作出有效的、取得成功的反应，终19世纪，中国和奥斯曼、伊朗、印度三大帝国一样，都还没有找到一个切合自身历史的途径。
    找到这一途径的，在19世纪，亚洲唯有日本。日本地处亚洲东北附陆诸岛，是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向海上的延伸，历史上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较久。西力东渐初期，前后约两个多世纪，日本和中国在不少方面反应相似。日本锁国禁教，中国禁海也一度禁教。日本锁国但未完全杜绝西方商船，中国亦然。日本接受“兰学”，中国起自晚明士大夫到清初连康熙皇帝，都学习西来的历算诸学。在当时，除了对天主教的传播怀有戒心以至敌视而外，日本和中国一样，还没有察觉来自西方的海商足以构成对国家主权的侵犯。19世纪中叶，形势大变。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击败中国，在日本引起了很大震惊。1853年，美国炮舰闯进日本。其后五六年间，在以蒸汽发动和巨炮装备的西方舰队威胁之下，日本与美、英、法、荷、俄等先后订立通商条约，其性质和不久前中、英两国签订的南京条约没有什么差异。开港口，协定关税，设立外国人居留地，以及在居留地行使警备权、驻兵权、治外法权等等，未经一战，日本被迫都一一承受下来。当此之际，日本的内部发展，已在侵蚀旧的社会经济体制。研究日本的西方学者有人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其社会经济可以与16世纪英国都铎时代相比，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占主导地位。(28)但是随着城市商业和手工场的兴起，自给自足的农业体制已开始松懈，近畿、江户以及西南诸藩一带更加如此。面临西方工业国家如此逼人的形势，无可避免，日本必然要依自身的条件，作出反应。美国海军提督柏利率领舰队闯入浦贺港并随之迫订“亲善条约”后不到15年，日本就发动了导致历史重大转折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的多方面内容及意义，非本文所可尽论。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维新期间有关农业经济体制的变革。变革可列为以下四点：(29)1.废除各藩领地所有制，一律“奉还版籍”。领主无权向农民征收年贡，由国家支给俸禄，后来俸禄支付又经变易，终之以公债赎偿方式废止。2.承认土地私有，四民皆得自由买卖。3.农民有利用土地、选种作物的自由，有离地迁徙的自由，有弃农选择职业的自由。4.改革土地税，税率一律为地价的3％，以货币缴纳。承担纳税义务者为土地所有者个人，废止按村征收租贡的方式。这些变革带来意义深远的历史后果，土地使用和劳力使用都从传统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作物种植自由，即农业生产对消费和原料市场需求的适应。农民迁徙和职业自由，即对新兴工业雇佣劳动需求的适应。地税以货币征收，可导致自然经济的加速破坏。俸禄以公债赎偿，可导致新兴工商业投资来源的扩大。总起来说，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传统农本经济的体制，而农本经济体制的根本改变，又是日本工业化和进入新兴工业世界的必不可少的历史条件。这一历史条件的形成，是外来冲击与内部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
    日本明治维新在变革封建农本经济体制方面的作用，可以与法国大革命“八月四日之夜”及其后续法令、普鲁士1807年斯泰因改革和1811年哈登堡改革，以及俄国1861年解放农奴法令所起作用大体相当。由此日本乃于19世纪后期迅速工业化，追踪法、德两国，迅速进入起于西方的新兴工业世界。不久前强加在日本国土上的各种殖民主义的制度，随之迅速消失。
    五
    述新生工业世界对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的冲击及不同国家反应的概略既竟，作余论以结全文。
    传统的农耕世界孕育了工业世界。近代工业世界在西方从孕育到新生，其全部过程也就是农耕世界传统经济体制蜕化变革的过程。在率先进入工业世界的英国，这个一面是孕育新生、一面又是蜕化变革的过程，前后经历了约三个世纪。西方学者喜谈英国历史的渐进性。但在这三个世纪中，17世纪的中期至后期，英国历史上就曾发生过两次革命，一次是暴力革命，一次是和平革命。虽然在清教徒革命的前一世纪，圈地运动已在改变着英国农村的传统面貌，但革命期间骑士领地制的废除，王室及出亡王党分子土地的没收，以及通过罚金处分迫使更多王党分子变卖土地等措施，对以新农耕取代庄园条地耕作的这一历史趋向，显然起了推进作用。(30)而继1689年“光荣革命”之后，日益发展巩固的城市资产阶级与农村新贵族的联合政权，更以不断通过议会法案的方式，在大范围内推行并最后完成圈地运动。在一个国家近代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中，经济发展当然是主导的方面，但由此发展背景而发生的政治变革从传统农本经济走向以及随之而起的新生政权和政治力量，其推进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作用，论史者不容无视。
    英国工业革命前约三个世纪的历史经验，对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立法者多少起了借鉴作用。英国封建农业体制的解体，经历了长时期的经济发展和两次重大政治变革的推动。法国1789年的革命立法者，则以国民议会决议和制定相应法令的方式，一举废除了农奴制。普鲁士斯泰因和哈登堡的改革，其历史作用亦复如此，而且为自上而下扫除封建农本经济的陈旧制度树立先例。1861年，俄国公布解放农奴法令，采取的方式和普鲁士相同。签署法令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有一句名言，“与其等候从下面起来推翻农奴制，倒不如从上面来废除它的好”。(31)这个“好”，是从统治阶级的利害说的。从历史来说，是俄国由此就摆脱彼得一世遗留下来的以农奴充当工、矿劳力的陈腐而又低效率的办法，加快进入工业世界的进程。日本维新政府成立的初期，以多次法令推动并完成传统农业体制的废除，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明治维新于变革政制、兵制而外，又比较集中而持续地变革传统农业经济的体制，以求适应新兴工商企业的发展，为近代工业化开拓道路，这在19世纪亚洲诸国，是仅有的一例。日本在新兴工业世界的冲击下作出成功的、合乎历史趋向的反应，在很短期间卓见成效，由此跨进百年来一直限于西方诸国的工业世界。在当时，已为举世所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