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可说是一个组织松散的政治军事联合体，其强盛期并不长久。苏莱曼一世在位近50年中，是国力最盛的时期。但就在这一最盛的时期，已投下后来受制于西方工业大国的阴影。1536年，为了形成对奥匈帝国东西夹击之势，奥斯曼与法国结盟。条件是：向法国商人开放领海和港口，贸易自由，航行自由，享有治外法权，商品入境关税值百抽五。这些条件不啻引狼入室，西方势力入侵由此开端。16世纪末迄18世纪中，奥斯曼国势已日益式微，但北与波兰、俄国，西与奥地利、匈牙利，东与伊朗，战争仍然间歇发生，几乎是旋战旋和，争夺的土地也旋得旋失。在战争期间，为换取西方国家的支持，又不得不以让与优惠权益为代价。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奥斯曼的衰落已近最低点。其时英国以及大陆上的法国、普鲁士、俄罗斯诸国，都已跨入或正当跨入近代工业化的进程，英国更居领先地位。奥斯曼帝国不仅军事封建采邑制如旧，包税制的剥削诛求如旧，而且地方统治势力割据离心，被征服民族起义独立，帝国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奥斯曼的衰落，引发了西方诸大工业国对巴尔干半岛和周围海权的争夺。奥斯曼成了他们手中一粒可以随机运用的棋子，经济上成了他们销售工业产品的市场。
    处于日益加强的西方压力之下，奥斯曼的统治上层先后作了三次改革。第一次是塞里姆三世（1789—1807）的改革，第二次是马赫穆德二世（1808—1839）的改革。两次改革的目标都是建新军。以为有了西欧式的陆军和海军，就可取代军事采邑制下的旧军，对内足以平息动乱，对外应以强化国防。改革者对此抱有厚望，称之为“新制”。第三次是精通西方政教风习、曾任外交大臣的穆斯塔法·拉施特·帕夏在1839年推动的改革，目标是建新政。以为用法令规定人身、财产的权利，整顿财政，严禁官吏贪污，就可以刷新政风，中兴帝国。这次改革称为“坦志麦特”（Tan′zimud），意为革新。三次改革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即都没有触动传统农本经济的体制，因而也就无从跟上新兴工业世界历史的趋向。三次改革无一收到预期的效果，昙花一现，转瞬失败。1876年，新奥斯曼党人发动宫廷政变。目标比前三次改革更进一步，制定了宪法，企图一举建立西方式的立宪政治。然而事与愿违，不到两年，在俄土之战和英法干预的纷扰之中，没有根基的“宪政”随即倒塌。曾经几度兵临欧洲中心地带的奥斯曼帝国，到19世纪后期，已经分崩离析，残存的部分也已沦为西方工业大国的半殖民地。新的反应及其前景，唯有期之于下一个世纪。
    西方海上力量之触及伊朗，始于16世纪初葡萄牙人进入波斯湾。稍后，荷兰和英国商人跟踪而至。17世纪初，萨非王朝国力鼎盛之际，阿拔斯一世借英国海上力量之助，于1623年收复葡萄牙人占据一个多世纪的忽鲁谟斯。英国由此从伊朗获得通商免税的优惠，随之荷兰等西方商人都援例均沾。这时，伊朗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大体与欧洲各国持平，对外通商有利于产品输出，特别是丝绸的输出。因此优惠西方商人，也就是鼓励有利的对外贸易。但到18世纪，这类优惠开始触犯伊朗的国家主权。1708及1715年，法国施其从奥斯曼攫取领事裁判权的故伎，借订立商约而加之于伊朗。176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据赞德王朝凯里谟汗所颁勅令，获得商品免征关税等等特权，其中最令伊朗主权蒙受损害的，是在波斯湾内各港口的任何地点均可构筑军事设防商站的特权。(25)拿破仑战争期间，英法两国为争夺东方通路，以伊朗地处要冲，竟与结盟。伊朗北有沙俄的侵逼，拒俄有赖于外援，因亦唯有倾侧于两强之间。实际是联英则英国获利，联法则法国获利，伊朗已很少自主之权。拿破仑败亡以后，英国在伊朗的地位日益强固，西方其他国家无可与争。1841年，英伊之间订立商约，重申英国在伊朗享有领事裁判权，输入商品关税值百抽五以及豁免内地税等等。这时，英国工业革命已近一个世纪，其所拥有的生产技术、产品产量和运输能力的优势，滞留于传统农牧经济中的伊朗，久已望尘莫及。其必然后果是英国的廉价机制品，尤其是机制棉织品充斥伊朗市场，随之是对伊朗传统手工业的破坏。社会下层的疾苦由此加深，农本经济的枯竭也由此加速。
    反应出自统治者上层的改革。但几乎与此同时，即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从社会下层发动了巴布教起义。巴布教源于极端什叶派，起义非直接针对西方工业国家的冲击，但从这一冲击加剧伊朗社会矛盾而言，它无疑是导致起义的原因之一。起义中占主导地位的并非农民，但起义的主导思想却带有传统农民起义的浓厚色彩。起义者要求财产公有，人人平等，建立公平而又垂于永久的幸福王国。这类空想之不能实现，历史上多次类似起义的失败，已经作了足够的说明。不过，巴布教的一再起义，仍然向历史揭示，陷于内外交困的伊朗，没有根本的变革，就改变不了它在西方冲击下的困境。
    从统治上层推动改革的，是国王纳席尔·厄丁（Nasir Ud-din, 1848—1896）即位初期的宰相密尔札·达吉汗（Mirza Taki Khan）。改革包括两个方面，即整军与整政，与略在此前的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近似。奥斯曼改革是建新军在前，建新政在后。伊朗这次改革则是两者并举。其一、除弊政，裁冗员，减轻地方诸汗对农民的征课。其二、整肃军纪，严禁军官尅扣兵饷，增强军队的组织和军备。两大措施都以巩固政权为目的，以为这就可以改变国家内外交困的形势。密尔札·达吉曾因外交使命访问过奥斯曼，多少受到奥斯曼改革的影响。一旦当政，就立即致力于改革。可以说，两国的改革是在类似的背景和类似的要求之下，当政者又据其对形势的类似认识而制定和推动的。改革内容大致相同，都没有触及社会经济的传统体制。唯其如此，密尔札·达吉的改革，就和奥斯曼的几次改革同一不足，同一未得新生力量的支持，因而遭到同一的历史命运。密尔札·达吉当政不到3年， 就因内部嫌隙身殉改革。此后几十年中，英国挟其优势，利用各种租借权，在伊朗境内敷电线，筑铁路，开矿藏，等等等等，予取予求，求无不遂。这就在伊朗农牧业经济的大片领域上，出现了英国工业经济的境外附庸。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沙俄，跟踪要索，伊朗沦为半殖民地的形势至此已无可挽回。对西方工业世界冲击的新的反应及其前景，和奥斯曼帝国一样，也有待于后一世纪。
    在本文论及的三大穆斯林帝国中，莫卧儿印度是最富庶的以农为本的大国。农村公社保持着韧性的存在。乡村手工业对村社的依附，也仍然以卡斯特制保留下来。城市是各个统治阶层挥霍地租和俸禄的场所，商业和手工业，特别是棉布纺织和印染业，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还远未能改变植根于印度膏腴土壤上的农本经济的面貌。竖立在这个农本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依靠军事采邑分封为其支柱的莫卧儿帝国的统治。在莫卧儿的统治之下，还有不少信奉印度教的旧邦。中南部马拉塔人各邦反对莫卧儿的统治，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各邦也实际自主。即使在莫卧儿帝国全盛的时期，印度也不全象同时代的中国，不曾有过一个既是一切权力的法定根源、又以行省制统辖全国地方的中央集权的政府。专制而治权分散不一，富庶而村社的旧制依然，农民承担的税役十分苛重。当16、17世纪西力东来之际，这就是莫卧儿印度政治和经济的基本状态。
    莫卧儿统治者源出中亚。统治意识可说是大陆性的，缺乏对海权的认识，对16、17世纪西方重商主义诸国跨越重洋、争夺海权的历史形势，就更缺乏认识。17世纪初，继葡萄牙之后，荷兰、英国、法国的商业势力伸入印度。1600年，英国创设东印度公司。至17世纪中，英国在莫卧儿统治者不甚经心的东西海岸，都已建立强有力的据点。据英王查理二世（1660—1685）连续颁发的特许状，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从一个经营贸易的商行变为拥有政治权力的机构。它有权略取属土，铸造货币，指挥军队及设防要塞，结盟，宣战，媾和，以及行使有关民事、刑事的司法管辖权力。英国在仅仅几十年中，在印度的势力竟如此膨胀，这才是使莫卧儿皇帝从优容转为戒惧。奥朗则布（1659—1707）一度有意排拒英国的势力，但是为时已晚。1685年夺取西海岸苏拉特后不久，终因迫于英国的海军优势，仍然以优惠为名，容忍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筑城。奥朗则布死后，莫卧儿帝国日趋瓦解。后来起于南方的马拉塔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形势，仍然向东印度公司让许特权。 西方国家在印度的争夺，也以英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终局。随着工业革命后英国国力的迅速增长，不需多久，东印度公司就控制了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