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于1845-1846年发生病虫害、水灾，农业歉收，1847年陷入经济危机。1848年2月革命时，农民曾对共和国产生幻想，但不久便受到沉重打击。临时政府于3月16日决定在该年度对四种直接税的每1法郎增收45生丁税，并宣布“土地税的征收将仅由所有者负担”。财政部长预计能增收近2亿法郎的税款。史学家阿居隆指出：这是“技术上轻而易举而政治上危险的决定”。伊涅斯·缪拉认为，这是一个“可怕的政治错误”（17）。
    法令公布后，收税官员立即来到农村，但普遍遭到农民的反对。4月5日，临时政府被迫公布新法令：“如果纳税人无力承担45生丁税，将得到公正的减免。”25日，财政部长指示：“凡贫穷者与确有困难者”可减免此税（18）。但是，官方的让步未能认真实行。
    农民一直坚持斗争。4月22日，约纳省总财政员承认：“45生丁税完全无法征收，农民到处拒绝交纳”。“维尔芒东的居民们一致抗税，并威胁那些敢于交税的人”。6月初，克勒兹省阿然村的农民们宣布：“人们无权向我们征税！”约5000名农民手握大叉和长柄镰刀，来到首府盖雷市，企图解救已被捕的带头抗税的农民。宪兵开枪打死12名、打伤约30名农民。8月， 下沙朗特省的农民们发出警告：“交纳45生丁税者将被吊死在自由树的绞架上”。米朗博的农民游行示威，高呼“打倒45生丁税！皇帝万岁！打倒共和国！”在洛特--加罗纳省，农民的口号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万岁！”收税官员到处遭到农民们的痛击，由于广泛的抗税斗争，45生丁税始终未能全部收缴国库（19）。
    农民的愤怒另有一种表现形式，即投票。1848年6月5日与9月17日举行立法议会补选，路易·波拿巴在约纳省与下沙朗特省当选。同年秋季，恩格斯徒步在法国旅行，他看见不少农村的茅草屋内悬挂着拿破仑的画像。卢瓦尔和布尔戈尼地区的农民们“对路易·波拿巴非常崇拜”，而向农民征税的第二共和国则经常遭到咒骂。12月10日总统选举，投票结果：路易·波拿巴获5587759张票，占投票者的74％，登记选民的56％。共和派代表人卡芬雅克仅获得1474687票，拉马丁仅获21032票。
    “1848年12月10日是农民起义的日子……共和国以一个收税人的姿态向这个阶级表明了自己的存在，而这个阶级则以一个皇帝的姿态向共和国表明了自己的存在。”农民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参加投票，高呼取消税收！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20）。
    1851年政变前与1799年政变前法国的局势有一个共同点：共和制下政局动荡不宁。1851年，出现了经济危机。不少地区农业情况变坏，例如“科多尔省莫尔旺的中部地区，许多农民家庭陷入贫困”（21）。秩序党在立法议会内醉心于争权夺利，无力治理国家。农民与众多法国人相同，希望由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府来保证所有权与安全。秩序党反对农民，“农民曾经是波拿巴主义者，因为他们以为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利益是和拿破仑的名字分不开的”（22）。1851年公民投票时，农民的人心背向决定了国家命运，1852与1870年的公民投票也反映农民对于拿破仑的拥护态度。
         年代         赞成反对弃权
    18517000000 6000001698000
    18527800000 2500002055000
    18707358000 1572001882000
    法国农民多数作出同一政治选择有其深刻原因，小块土地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乔治·桑曾如此描绘与她同时代的农民：他的上帝是立在地上、用来区别土地所有权的“界标”。“他的田野、小牧场、土地，这就是他的世界”。19世纪中叶，法国农民的3／4为小土地所有者，约1500万人，平均拥有1-10公顷土地。 恩格斯指出：“他们有着非常强烈的私有感……与世隔绝，劳动紧张单调，生活关系固定不变”（23）。
    法国农民，如同所有农民，不能代表新的生产力，不是一个先进阶级。他们自己无法创造科学的革命理论。正如马克思指出，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为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与另一个家庭，逐渐形成村镇乃至行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彼此之间无法“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因此，“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