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人移居海外从唐宋时算起，迄今也有近千年的历史。近代华工出国后东南亚华侨数量大增。这些华侨先民最初从南部中国南下时就带有两种耐力持久的遗传因子，即种族特征与文化特征。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随着华侨民族主义意识的唤醒与高涨，华侨还强烈地感染着中国政治的脉博，积极参与其中。尽管如此，华侨由于其主要生存环境是在海外，因此又不得不利用其种族上与文化上的特征来形成某种组织，如血缘与地缘团体，或私会党组织，来加强同文同种之间的团结、互助与凝聚力。有些人将这种海外华侨华人社会视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实验室”。⑦这里我们先不论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仅就它所强调的中华文化对华侨、华人的巨大影响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早期华侨的这种建立在血缘与地缘基础之上的组织为后来的华人社会所沿袭。而这正是华人的经济、文化活动具有国际化倾向的支柱之一。祖籍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华侨、华人常召开一些跨国性的联谊会，共同的乡谊成为联结他们的纽带。在此，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
    其一，华人传统文化是华人之间具有较多（也比较容易有）经济和文化联系的促成因素，但它并不必然导致东南亚不同国家和地区华人之间的联合。如果说现代东南亚华族已经形成的话，那所谓“东南亚华族”，并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都有一个华族（或称种族）。有人提出，要从民族学研究世界最大的跨境民族--华人。⑧这种把华人看成一个整体民族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华人的发展更多的是受所在国政治、社会环境的制约，而不是华人之间所具有的文化与种族源流上的共性制约；另一方面在事实上东南亚各国的华人是各成一体，而非结成跨国界的共同体。无疑，如果我们将新加坡的华人与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看成同属一个整体则是不恰当的。正因为如此，那种把东南亚华人视为一个整体，乃至东南亚华人社会为“第三中国”的做法也是错误的。⑨华人与中国的分离及其全面当地化的趋势，使华人在所在国家加速演化，并成为一个颇具自身特征的整体，原本具有的文化与种族特征也在经历着转化。今天，面对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华人文化我们很难说它是纯中国式的，因为它们都经历了变异、改造与转换。其实，有许多人已经看到了这点，并在努力进行个案的探讨。⑩
    其二，华人经济、文化活动的国际化趋向是一件对于当地发展有益的事情。仅从1988年以来，在东南亚召开的国际性宗乡大会就有：世界广西同乡联谊会（1988.5.泰国曼谷）；世界赖罗傅宗亲联谊会（1988.6.新加坡）；世界林氏恳亲大会（1988.2.马来西亚沙捞越）；世界潘氏总会（1989.10.新加坡）；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1989.11.新加坡），等等。而东南亚华人召开的以宗乡为纽带的会议更多。1991年8月在新加坡召集的世界华商大会，盛况空前。这些华人区域性与国际性的活动都有浓厚的经济意义。如成立于1980年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目前已举行了五届，其宗旨除联络乡谊外，还在于“沟通贸易，促进文化，繁荣经济，互相交流”。与会期间既举行乡谊研讨会，也有商品展览会。显然，华人之间的这种经济沟通与联合是以其传统文化为媒介的。在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的支配下，在同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氛围中，人们会体感到心灵的亲切，缩短国界的距离，在经济活动中互相信任。然而，东南亚华人在这种传统文化联络中的经济活动并非出自种族排斥的需要，而是因为它确实是一种有效的发展经济的手段。华人自己也颇有同感：“物以类聚，人类的天性也是这样。对于那些和自己相似，和自己具有相同语言、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人，往往会感到兴趣，喜欢和他们认同”。“民族、文化的亲切感能促进联系和信任”。（11）华人的这种“类聚”感，文化认同意识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合作趋势，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的华侨民族主义思潮是根本不同的。这是因为：首先，华侨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中国归属取向，政治意味浓厚；而华人之间的文化认同与亲近已失去了曾一直与之相联的政治联络的意义，对于当地其他民族并不存在什么危害。其次，东南亚华人之间文化认同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的经济方面。由于华人已解决了政治认同问题，因此这种文化认同的经济意义对于华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愈来愈深远的积极影响，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华人之间文化、经济的区域化与国际化趋向，其根本出发点还在华人文化、经济的当地化。这种区域化与国际化是来自不同国家华人之间的合作，它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更多的受惠者是华人所在国家，正因为如此，东南亚一些国家政府越来越重视华人之间的合作，并积极创造条件以利于这种合作，其中包括对华人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让步。
    目前，在亚太地区，有关“华人经济圈”的争论甚是热烈。也有人称之为“华人经济共同体”、或“大中华经济圈”、或“中国系人经济网络”，（12）等等，其核心内容就是华人之间经济合作的国际化趋向。然而，事实上，华人资本之间不可能有超越各自国家利益而进行单独的国际间合作，故单纯的华人经济圈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如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财团、马来西亚的郭鹤年财团与李莱生财团、新加坡的黄祖耀财团、泰国的陈弼臣财团等，都有着比较广泛的华人之间的国际商业联系，但它们都是所在国的资本，同时华人资本也与其他国家资本合作，有人认为，东盟各国华人资本的增长是与所在国国民经济增长相一致的，而且它对所在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3）可以肯定，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华人资本的国际化发展是有其可观的作用。换言之，华人经济的国际化既然是以其当地化为基础，因而，其国际化程度越高，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也就越大。
    应当正视的是，战后东南亚华人文化的保持走的却是一条坎坷不平、荆棘丛生的道路。随着战后东南亚民族独立国家的形成，种族排斥的情绪与日俱增，诸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和越南等国都曾或多或少地推行过排华政策，在驱赶华人的同时，对于居住在当地的华人采取全面同化的政策。虽然各国在同化的类型和程度上存在着差异，但其实质都是使华人全面当地化，有的甚至要消灭华人社会，将他们完全同化于土著社会之中去。这种同化政策的主旨并不在于华人与当地社会的融合。因为它更多的是为了培植和增强土著民族的力量，用种种优先的政策来提高土著民族的地位，特别是他们的经济力量；同时，压抑华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发展。在有的国家，当华人的政治认同转向于当地化以后，华人仍未能与当地土著民族享有事实上同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