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穆罕默德·胡斯尼·坦林（Muhammad Husni Thamrin）。他认为土生华人虽然有类似于原住民的身份，但其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都比原住民优越。他承认印度尼西亚中华党为代表的土生华人是倾向印尼的，是把印尼视为祖国并为她的独立而奋斗的，但不同意华人坚持中华文化传统与中文教育、保留本民族习俗。他提出对华人应实行同原住民一样的教育，使之具有同原住民一样的理想与目标。⑦换言之，华人不但要在政治上向印尼认同，而且还要在文化上向原住民认同。
    总之，大印度尼西亚党的华人观首先也是新土二分的，并且承认已有一部分人从政治上向印尼认同，但文化上还是“中华化”，尚未“原住民化”。这就是所谓的“新土二分的非原住民化观”。这种华人观一旦转化为政策，便是采取各种措施加速华人的原住民化，其最终目标是使华人全面同化于原住民中。二战前，这一华人观的影响不大，但战后的影响却不可低估。它是“印尼民族可以接纳华人为其成员，但必须全面原住民化，印尼民族绝不接纳‘非马非驴’的华人”这一观点的滥觞；战后印尼历届政府对华人实施越来越严厉的同化政策，特别是文化同化，是这一华人观不断地政策化结果。另一方面，这一华人观也促使越来越多的华人自觉地从文化上认同于原住民以求取得印尼民族成员的身份。
    6、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党的印尼华人观
    1937年聚合在雅加达《觉醒报》（Kebangoenan）周围的具有国际主义倾向的原住民组建了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党，其领袖人物阿米尔·夏里弗丁（Amir Sjarifuddin）、萨努西·巴尼（Sanusi Pane）等热情地宣传了一种“非原住民主义”的印尼民族观。与此相应，他们提出了这样的华人观，即对华人应作具体分析与区分，土生华人，特别是那些具有印尼民族感、自觉地把印尼视为祖国并为之而奋斗的土生华人，是当之无愧的印尼民族成员。因此，早在这个政党成立之前，这些领袖人物就以《觉醒报》为阵地，宣传他们的华人观，为有关的华人辩护。例如：在前述的林群贤与腊登·苏托莫论战中，有人借机攻击林氏不是印尼人时，萨努西·巴尼就以林氏的言行为他辩护道：“我们认为林群贤是一位自觉地认识到印度尼西亚利益的人，所以我们认为他是一位印度尼西亚人。”⑧1936年9月19日和21日《觉醒报》又分别用荷文与印尼文发表了代表该报立场的芒昆库苏莫有关这场论争并涉及到华人观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林群贤是一位印度尼西亚人，不论他是否戴比基帽（pitji，一种黑色天鹅绒帽，为原住民传统服饰之一--笔者）……因为印度尼西亚国籍（Lmdonesierschap）是个政治概念。”
    总之，这一原住民集团在华人观上持的是“新土二分的政治认同的印尼人观”。这种华人观既是对芒昆库苏莫“新土二分的东印度民族观”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30年代初出现的以印度尼西亚中华党为代表的一批华人所持的“新土二分的印尼国民观”的认可、接受与回应。这在当时“原住民主义”印尼民族观和以种族为本的华人观极盛的情况下，实属难能可贵。
    7、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的印尼华人观
    在日本入侵印尼阴影的笼罩下，1939年原住民各重要政治集团为了联合行动、应付时局组成了一个政治联合体--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印度尼西亚中华党随即表示支持和愿意加入，但该联盟却认为该党是土生侨民政党，只能成为非正式成员。对此，廖建裕博士指出：“显而易见，战前的印尼政治组织，一般说来，都把当地华人视为‘非印度尼西亚人’，或者不信任他们。”⑨可见，这个联盟所持的是“新土合一的非印尼人观”。
    该联盟的上述做法实际上是1928年青年宣誓大会拒华人于门外的沿袭。如果说青年宣誓大会之所为，是因为泛华运动席卷华人社会而引发的话，那么在泛华运动已经分化，印度尼西亚中华党及其他许多华人已投身于原住民民族主义运动若干年之后，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仍有这种行为，只能说是产生于20世纪初的“原住民主义”印尼民族观和以种族为本的华人观在原住民社会中所铸成的心理定势，致使原住民对华人形成一种社会偏见与不信任感所致。这当然要遭到热心于原住民民族主义运动的印度尼西亚中华党等一批华人的抵制。该党于1941年3月29日在《新直报》上撰文宣称：“印度尼西亚中华党准备以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的正式成员身份来承担义务与责任，但不愿充当非正式成员……因为印度尼西亚中华党不愿成为印度尼西亚母亲的继子。”因此，该党始终坚持不以“二等公民身份”加入这个联盟。
    综上所述，二战前印尼原住民的华人观可归结为以种族为本的和以非种族为本的两大类。以种族为本的都是从华人的种族渊源出发，首先将华人视为异族人，而后不同集团又辅之以不同的视点，其中有以华人的中国倾向为视点，有以华人的宗教为视点、有以华人的经济为视点、有以华人的文化为视点，等等，从而构在各种以种族为本的华人观。而伊斯兰教联盟的华人观是几乎综合了上述诸多视点来看待华人的结果，因此，其“新土合一的异族异邦异教富人观”具有强烈的排华性与拒华性。以非种族为本的则不以华人的种族渊源为出发点，而首先以华人的日常用语为视点将之分为新客华人与土生华人，而辅之以华人的国家归属感或政治倾向，从而构成了“新土二分的东印度民族观”和“新土二分的政治认同的印尼人观”。
    原住民这两类华人观以前者为主导，这同他们二战前的印尼民族观是以“原住民主义”为主导是相辅相成的；同时还以20世纪初主宰华人社会的“新土合一的泛华观”互为因果。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不论是原住民以种族为本的华人观还是华人的“新土合一的泛华观”无不导源于荷印殖民当局“分而治之”统治策略所造成的华人社会与原住民社会的分离。这就是历史唯物论所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实证。不过唯物史观又告诉我们，精神产生于物质又反作用于物质、社会意识导源于社会存在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某种社会意识一旦形成，它虽然依旧要受制于社会存在，但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自身的运作机制。因此，原住民以种族为本的华人观和华人的“新土合一的泛华观”一经产生就能在原住民与华人中造成一种心理定势和社会机制，而跟原住民社会和华人社会相分离这一社会存在相互作用，继续分离着这两个居民集团；反之，这两个居民集团的继续分离，又为这两种华人观的沿袭继续提供着社会存在；如此循环往复，导致这两种华人观分别成为原住民社会和华人社会重要的华人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