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华人的“新土合一的泛华观”自20年代末就不再是华人社会的主导观念。它分化为“新土合一的中国国民观”、“新土二分的荷兰臣民观”和“新土二分的印尼国民观”，而且随着原住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荷兰殖民统治的岌岌可危及华人与原住民联系的加强，“新土二分的印尼国民观”有逐渐加强的趋势。⑩但是，在这期间，原住民社会虽然也出现以非种族为本的华人观，却始终是以种族为本的华人观为主导。这就是说，原住民华人观的发展变化与华人的并不同步，它要缓慢得多。究其原因，就在于这期间华人社会的震荡要比原住民社会强烈，国内外政局的变化迫使华人要不断地在荷兰人、中国人与原住民之间作出抉择，从而导致华人社会在政治倾向上迅速分化。原住民社会在这期间虽然也历尽沧桑，但在结束荷兰人统治上是相当一致的，各集团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用何种方式结束荷兰人的统治；与此同时，自1928年青年宣誓大会后“印度尼西亚”就在为他们一致的认同对象，各集团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要不要、该不该包含非原住民在内这一问题上。因此原住民社会相对于华人社会来说是“铁板一块”的。由于上述缘故，华人在其华人观已经一分为三的情况下，原住民的华人观还以种族为本的为主导。在许多华人愿意或已经投身于原住民民族主义运动和“新土二分的印尼国民观”逐渐取代华人其他两种华人观的情况下，原住民仍以种族为本的华人观为主导，这不能不是一种历史的遗憾！因它不只起了阻遏华人“新土二分的印尼国民观”发展的作用，且在华人社会与原住民社会联系日渐密切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成为继续分离华人社会与原住民社会的重要社会观念因素。许多原住民一味责怪华人“离群索居”是有失公允与缺乏自省精神的。如果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能摈弃以种族为本的华人观，平等对待印度尼西亚中华党，这个党能“离群索居”于这个联盟之外吗？
    应该进一步探究的是，原住民的大多数为何在泛华运动已经分化以及以印度尼西亚中华党为代表的一批华人已经明确提出以印度尼西亚为祖国并要为她的独立而奋斗的情况下，还死抱着以种族为本的华人观不放呢？我们认为，这主要在于华人与原住民的文化差异性，双方都有因由。从原住民方面看，这些受熏于马来文化的原住民心目中，中华文化甚或华人文化是他们难于接受的，华人不仅要从政治上而且还要从文化上向印度尼西亚原住民认同才行。在他们心目中，华人虽然已在政治上出现分化，但在文化上仍然是“铁板一块”，尚未“原住民化”。大印度尼西亚党的“新土合一的非原住民化观”就是这种看法的集中表现，这种华人观的产生是有其文化必然性的，因为要一个民族将另一个在文化上与本民族有相当差异的民族视为同族人是相当困难的。从印尼华人这方面看，他们也在这一点上，不自觉犯了“历史性失误”。这就是本世纪初，在新客华人大量涌入和在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多数华人不但热衷于介入中国政治而且还在文化上提出“重新中华化”。此举反把在20世纪之前已日趋缩小差距的华人文化与原住民文化的距离拉大了。这情况，仅从文化情感上就令原住民难于将华人视为同族人。我们如此“设身处境”地去分析问题，绝不表示我们赞同原住民强迫华人与他们“全面同化”的观点与做法，而只是想指出印尼华人自本世纪以来没有意识到将中华文化“当地化”之重要性、必要性与迫切性，反而却提出了“重新中华化”，从而铸成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历史性失误。
    历史已经证明，“重新中华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所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即使在二战前也已经是步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确有一些华人开始思考如何将中华文化“当地化”并着手努力寻求华人文化与原住民文化交融的切合点。其中，郭德怀就是这样一名值得深入研究的代表人物。他所创作的大量的土生华人文学作品、所提出的要以印尼语作为华人学校教学用语的意见以及所倾力的三教会等。都是努力将中华文化“当地化”、探寻华人文化与原住民文化可以相互认同之因素的有益实践。（11）然而，就整个华人社会来看，二战前的大多数华人并不具有郭德怀这样的将中华文化“当地化”的意识与胸怀，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简单地向中华文化认同；另一部分人则在荷印政府软硬兼施下又盲目地向西方文化认同。总之，整个华人社会缺乏这样的一种氛围，即深入思考与努力探寻中华文化的“当地化”以使华人文化能在印尼真正扎根、开花、结果。于是，直到二战前夕，华人文化在许多领域要么是西方文化的拙劣模仿，更多的是中华文化的复制翻版。一句话，华人文化犹如水上浮萍、随浪飘忽，能为原住民认同的因素少之又少，以致不能不被视作外来文化，而其持有者不能不被视作异族人、异邦人。质言之，这就是为何直到二战前夕原住民仍以种族为本的华人观为其主导的华人观之最深层的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人为的华人与原住民相分离的印尼社会架构，华人形而上学的民族主义、原住民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华人未能及时将中华文化“当地化”的“历史性失误”，终于导致二战前原住民华人观是以种族为本的华人观为主、以非种族为本的华人观为辅的基本格局。这一基本格局既不利于印尼华人的生存与发展，也不利于现代印尼民族的建设与壮大。但它已成定势，因而在后来还深刻地影响着二战后原住民华人观的格局及印尼民族的建构。不过，我们深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理性的增长，印尼原住民以非种族为本的华人观将会不断扩大其影响并最终成为主导观念，而且将会与“非原住民主义”的印尼民族观一起，把现代印尼民族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
    注释：
    ①详见于《东南亚研究》1989年第4期、1990年第4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②有关“新土合一的泛华观”以及二战前印尼华人其他华人观的详细讨论，参见拙作《1900年--1945年印尼华人的华人观初探》，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中国华侨历史学会。
    ③参见穆罕默德·巴尔法斯（Muhammad Balfas）《季普托·芒昆库苏莫医生：真正的民主主义者》（Dr, Tjipto Mangunkuaumo: Dcmokrat aedjati），“桥”出版社，雅加达，1952年版。
    ④参见哈里·本达（Harry Benda）和鲁瑟·麦克维（Ruth McVey）《印度尼西亚1926年至1927年共产党起义：重要文献》（The Communist Uprising of 1926-1927 in Indonesia: Key Documenta），康奈尔大学，现代印度尼西亚研究计划，译著丛书，1960年版。
    ⑤参见《华族与政治》（Bangsa Tlonghoa dan Polltiek），载于《青年印度尼西亚火炬报》（Soeloch Indonesia Moeda），1927年12月，第13至16页，可见于1927年6月5日《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