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近代以来东亚的大变革，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化的总进程之中。长期以来，东亚史的研究都是以国别进行的。对于十九世纪以前东亚发展的整体关联性至今研究不够，而对十九世纪以来东亚巨变的整体关联性就更少引人注意了。十九世纪是东亚历史的转折点。首先，英国占领新加坡（1819年）、马六甲（1824年）、香港（1842年），以一种全新的力量改变了东亚的进程。东亚的一体化被打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日本脱离了东亚体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越南、柬埔寨脱离了东亚体系。第一次中日战争后则台湾、朝鲜也相继被剥离；中华帝国随即解体，东亚的中心陷入半边缘化的境地。
    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突入，使东亚被逐步纳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新的世界体系，于是东亚才被卷入了世界巨变的大潮，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适应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缓慢转变的过程。我把这一大转变过程分解为自身衰败化、边缘化与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四个过程。⑦这个多线性方向的矛盾运动在东亚各国大体上可区分为三种不同的基本演进类型。
    1.日本型：其特点是没有经历内部衰败并只受到很轻微的半边缘化，通过渐进的改革，直接进入工业化，并在这一过程中迅速崛起成为东亚区域的新中心－－资本主义中心。
    2.韩国型：其特点是内部衰败化与半边缘化交织，最后完全沦为殖民地，经历殖民地型的畸形增长，通过革命化的独立运动，然后转入现代发展轨道，走上有自己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3.中国型：其特点是经历内部严重衰败化与帝国解体，但边缘化的程度不如第二类国家深重，通过革命化的重组过程，走向工业化一现代化的道路。
    以上三种类型之外，还有一些变形或混合型，如台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三大类型中只有第一种（日本型）是比较平稳的阶梯式推进。第二、三种都是极不平稳的断裂式推进。就是日本也因发动侵略战争失败而遭遇罕见的大波折。新加坡与香港都经过殖民地资本主义化阶段，属于城市型现代化的特殊案例。西欧的内源型现代化一般都没有出现过内部衰败化和边缘化，革命的层次也很浅（法国除外）。东亚的变革则具有边缘型现代化的新特征。西方现代化理论不区别中心与边缘，不区别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热衷于推广统一的理想型模式，是既忽视历史又脱离本地区的实际的。
    三、对日本前期现代化“成功”应持两点论
    从十九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工业革命向整个欧洲与北美大陆大扩展，我们称之为世界现代化第二次浪潮期，同时也是西方殖民主义运动第二次大扩张期。到本世纪下半叶，又出现新的工业革命与工业化的升级和全球扩展，我们称为世界现代化第三次浪潮。这样，东亚的变革可以明显地被划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各自不同的特征。
    在第一阶段中，除日本以外，整个东亚都陷入边缘化和半边缘化的深渊。其中尤以日本与中国之间形成明显的反差：日本迅速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变，从东亚的边缘一跃而为东亚的新帝国中心；而中华帝国则不幸被迅速解体，从傲视“四夷”的天朝大国降为备受凌辱的半殖民地。有关中日两国现代化的比较研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而日本的“成功”尤为东亚研究的焦点。但必须指出，过去的这项研究都是采用西方现代化的范式、概念与“传统一现代”的两分框架。学者们对传统日本与传统西欧做过许多比较，诸如：日本的幕藩体制与西欧的等级君主制，日本的大名领国制与西欧的封建庄园制，日本的武士文化和町人文化与西方的贵族文化和市民文化，此外还有长子继承制、世袭等级身分制等方面，都可以找到许多相似之处。从卡尔·马克思到马克斯·韦伯，都早已注意到日本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某些近似西方封建体制的特征。⑧这些以西欧为参照系的比较研究，可以对日本现代化的启动条件优于中国做出有一定说服力的解释，但却不能说明为什么日本在一个世代的短时间内就迅速实现西方国家用一两百年间完成的转变，从落后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强国。俗话说：“后来居上”。日本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日本也是唯一逃脱了沦入第三世界的非西方国家，唯一以平等的姿态跻身并分享西方建立的殖民世界利益的非西方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被认为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例外情况”。⑨
    怎样才能解释日本的“例外情况”呢？的确，日本的社会结构的某些特点，特别是日本在德川时期出现的政治稳定、经济商品化与增长趋势，说明了当时日本内部确有不同于其他东方国家的“例外性”。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指出日本的外在“例外性”，那就是它处于十九世纪西方新兴工业化国家向东方进行殖民化推进的最远部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殖民化的中心地区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东北亚只受到浪潮前峰的撞击。日本抓住了这三十年的间隙推行了“富国强兵”的新路线，实质上是将国权运动与国富运动相结合，推行急速扩张型的现代化。中国也曾仿效过日本的维新变法，但由于中央皇权结构的衰败，即使要推行一点小修小补的“防御性现代化”也举步维艰，贻误了这三十年的有利时机。⑩日本在尚未巩固天皇新体制下的统一之时，就把琉球与小笠原群岛纳入版图；在明治七年（1874年）出兵远征台湾；在明治九年（1876年）把西方式的不平等条约强加于朝鲜，率先瓦解了中国在东亚的朝贡体系。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的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日本扮演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急先锋，其后果是打断了正在起步的台湾与朝鲜的现代化运动，并破坏了中国三十年“自强运动”惨淡经营的全部成果。日本的现代化的这种独特启动方式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是独一无二的。从五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在研究日本作为现代化的成功的“楷模”时，均不约而同地只从经济发展角度讨论问题（11），而忽视日本明治现代化进程中的非经济因素的特殊作用，这种片面的观点似乎至今尚很有影响，这对全面理解现代化的危害不浅。
    日本明治时代的变革是完全以西方早期现代化为样板的。具体地说，精心仿效英国君主立宪与普鲁士凯撒主义模式。但事实上日本效法英、德模式只是一个外壳。日本的新兴资本主义是和天皇制军国主义紧密结合的日本式资本主义。就内部结构而言，这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政权突出特征是统帅权的独立，专属于天皇。明治的绝对主义不同于西方绝对主义，具有现代军事扩张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特征。就外部而言，日本军国主义的早熟，“是由于中国成了欧美外来压迫的防壁，朝鲜避免了欧美的侵略，而日本得以代行其侵略等东亚的特殊条件而形成的。”（12）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指出，日本的所谓“脱亚”就是“夺亚”，所谓“兴亚”就是“侵亚”。（13）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自戊戌维新效法日本变法失败以后走的是通过革命化迈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那么，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就一直走的是通过海外扩张迈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日本的现代化的高速推进是以牺牲东亚其余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为代价的。整个东亚的资源、市场、人力和物力支持了日本造成它的新东洋帝国。日本崛起对此后半个世纪东亚历史进程造成的严峻形势，是当时任何西方国家都做不到的。
    明治现代化的成功是西洋技术与大和民族精神相结合的成功。国家对私人资本的大力扶植、保护和鼓励，对外国资本的限制与排斥，用丰富而低廉的人力资源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起军事化的工业体系，并迅速改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而日本的一般国民生活并没有转好，国权压制了民权，新兴的自由民权运动半途而废。这种半截子的现代化把日本导向军国主义一霸权主义发展轨道。在这一急剧转变的过程中，连追求西方价值观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从民权主义的倡导者变为国权主义的吹鼓手，甚至为日本军国主义捐献军费，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而感动得涕泪纵横。十九世纪后期东亚各国都欣羡日本的崛起，都曾想效法日本的维新模式，这事实上是一个幻想，而这一模式也是不应效法的。
    按西方的现代化理论，都把日本早期现代化的出色表现首先归之于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善于学习与摄取外来文化。这种解释是以“富国强兵”的价值观和单纯的经济增长作为评估的基准。在今天，应在对现代化再认识基础上，对日本明治以来的早期现代化进行全面的历史审视，做出“两点论”的新估价。在半个世纪以前，胡适在1938年曾用英文发表《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些深刻见解，至今仍值得我们思考。胡适认为：日本式的现代化处在统治阶级的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它是有秩序的、精打细算的、连续性的、稳定的、有效率的现代化”。但他指出：
    日本的现代化并非没有很重大的不利之处。日本领导人在较早时期实现这一急速的转变，他们之中的最有远见者也只能看到与理解西方文明的某些表相。他们处心积虑要保存自己的民族遗产，加强国家与皇朝对人民的控制，因而小心翼翼地保护日本传统的大量成分，使之不致受到新文明的触染。人为地采用好战的现代化的强硬外壳来保护大量中世纪传统文化，在这其中不少东西具有原始性，孕育着火山爆发的深重危险。（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