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这篇不曾被人注意的文章中预言日本现代化的外壳中包藏的危险物果然像火山一样爆发，不仅炸毁东亚各国现代化初步建树，最后也炸毁了日本早期现代化的成果。日本学者也指出：明治时期提倡西方技术与日本方法相结合，而拒绝了西方的精神特质，结果给国家带来了1945年的灾难。（15）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还值得深入探讨。
    明治维新在“富国强兵”路线下进行的“置产兴业”的现代化，只具有西式现代化的外形，而包含了武士道现代化的内核。在这里，传统与现代性在大转变过程中的互动作用，比西方早期现代化要复杂得多，具有更多的东方特色。如何促进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良性互动，而避免和限制它们之间的恶性互动，这是应加以总结的一个重要经验。
    日本明治维新启动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最终被错误的导向引向断裂（breakdown）。由于错误至深，以致难以自上而下的纠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靠自下而上的革命发动或外力的干预，进行第二次现代化。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所走的道路。中国自自强运动失败以后造成现代化的危机，于是，出现了一次又一次自下而上的发动，走上了通过革命化探索现代化的道路。最后是日本侵华战争导致了中国现代化的断裂，但也造成中国现代化模式大转换的契机。这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新问题。
    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在东亚的崛起，也使战前的东亚出现两种类型的依附性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一种是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台湾、东三省等处出现的完全从属于宗主国的畸形殖民地资本主义化；一种是美、英势力在中国及东南亚造成的另一种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化。这些情况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某种连带关系。但这是第三世界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新的理论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16）
    四、战后东亚发展的内外因素的辩证关系
    如果说战前东亚现代化只有日本一国取得成功的经验，而且尚不是完全的成功，那么战后东亚现代化则完全是另一种局面：仅在一代人时间内就有一系列国家和地区摆脱贫困、走上工业化的道路。首先，中国大陆在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结束并转入工业化的计划经济建设时期。日本则因“韩战特需”而脱离了战后重建阶段，从五十年代后半期正式进入安定增长，经济开始重新“起飞”。台湾、南韩、新加坡、香港（统称东亚“四小”）都是六十年代中期先后同时经济“起飞”。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统称东盟四国）的经济高增长要稍晚一些，也快速跟了上来。只有印支各国由于非经济的原因而长期停滞，但越南到八十年代也出现发展新势头。今天，在东亚边缘区已经形成一个新兴工业化地带，这是欧洲北美这条中心工业带以外的另一条工业带，它的人口最多，市场最辽阔，经济活力最旺，正在引起世界经济重心向太平洋区域移动。这是东亚现代化重新启动取得的第一批成功，但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东亚的崛起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大课题。迄今为止，大都是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个案研究。本文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从整体的角度，对推动战后东亚的现代化进程的内外因素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
    从今天来回顾历史，必须从战后世界的时代机遇说起，尽管这一点在过去并未被清楚地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东亚近期变革的一个大分水岭。首先，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有史以来的大失败完全改变了东亚重建的外部条件，而日本自身也面临重建的任务。其次，美国填补了日本和欧洲殖民帝国瓦解留下的霸权空间，一跃而为太平洋亚洲的新主宰。再次，雅尔塔体制形成的美苏对立的格局，也使战后东亚处于两大阵营地缘政治的前哨，形成两种对立的模式竞争。最后，冷战、韩战、越战引来强有力的美援，为战后初期东亚地区走出严峻的困境提供了特殊机遇。但更为重要的还是战后世界大环境出现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是：1、在世界资本主义第一次发展性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修改了战前的愚蠢的经济壁垒政策，建立了以美国为首的新的国际货币体制；2、五十至七十年代初世界经济处在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第四次周期景气阶段，在资本主义中心区出现空前的经济景气，世界出口额在1966－1988年间增长4倍，提供了新的国际市场；3、新的工业革命，特别是微电子技术和交通与通迅革命，加速了工业化的升级、结构改变以及现代技术知识的传播；4、在殖民主义瓦解的新形势下，通过经援形式推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建立新的国际分工，成为发达国家共同采取的新经济战略；5、跨国企业的发展加速经济的全球化。等等。这些大变化表明战后的世界发展形势与战前大不相同；出现了一次新的即第三次现代化大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的时代机遇。
    但是，如果我们以为新的时代机遇会自动把各个国家引上高速发展的道路，那就把复杂的世界历史剪裁成划一的格式了。马克思说过：“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17）
    虽有共同的时代机遇，能否捕捉这一机遇并加以充分利用，这就完全取决于是否有善于适应世界变化并有效地加以利用的其他条件和运行机制。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战后初期东亚各国内部，就会发现形势异乎寻常的严峻，几乎是当时世界上最没有希望的地区之一。首先，除中国大陆外，东亚各国普遍是自然资源贫乏（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有丰富石油资源），并且是世界上人口高稠密和空间十分有限的地区，又遭受过战争的严重破坏，可以比较的经济指标大致仅高于非洲落后国家。其次，台湾、朝鲜、越南、新加坡等都面临殖民主义撤退后权力重建与转移的种种棘手问题，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政治难题。再次，也是最为严峻的，是美苏对立造成的分裂局面与军事冲突。当时日本处在美国占领之下；朝鲜半岛与印支半岛都重起战火，台湾海峡两岸军事对峙。国际舆论认为这些地区是世界上利益、意识形态相互对抗最激烈、最具危险性的地区之一。军事负担沉重。如台湾的军事支出在一般情况下每年占国民生产总值8%以上，占整个年度预算的45%左右。只有日本因祸得福，军事开支很低。这些困难条件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几乎没有人相信在东亚会很快摆脱落后，有人曾经把韩国称为“最不可能成功的国家”，更不用说出现“经济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