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东亚出现的历史奇迹就在于：在一个表面看来很少希望的地区，克服重重难关，最有效地利用了时代机遇，以其最有限的资源争取了超纪录的高增长，闯出了自己的成功道路。由于东亚各国和地区历史与现实条件的巨大差异，各国的发展模式与模式转换都不相同，必须用“一把钥匙打开一把锁”的方法去探索各国和地区发展的奥秘。但其中也有一些共同性的经验可以探索。本文主要探讨现代化启动的非经济因素方面的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都谈得太少。
    马克斯·韦伯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起源时，提出了关于“新教伦理”的假说，一直引起很大争论。现今人们在探索东亚现代化进程时，也提出了“儒教伦理”这个新命题。这一点在后面还要讨论。这里想指出的是推动东亚经济飞跃的一种独特的精神因素即新兴民族主义意识与忧患意识。这是早期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没有的。东亚的民族主义不同于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出现的民族主义。东亚民族主义是在反殖民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二次大战兴起的殖民地独立解放运动大大加强了这种民族主义精神，这样就形成了争取在政治上与经济上双翻身的特殊精神动力。忧患意识指的是在特殊困境中形成的反抗逆境与勤劳奋进的社会意识。日本索尼公司的创业人之一盛田昭夫写道：“我们日本人为生存所困扰。我们脚下的地差不多每天都要震动。……除了水，我们的岛上几乎什么原料也没有，适宜居住和耕种的土地不到四分之一。因此，对我们来说，现有的一切都是宝贵的。”（18）俗语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正是争取民族生存的意识能产生强大的民族适应力与内聚力，这两种力量正是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启动的重要精神支柱。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指出：“也许正因为这种绝望的环境，以及必须一切从头做起的迫切性，激发它们产生了在拉丁美洲或非洲国家里所没有的努力，也使得东亚国家将其有限的资源做最佳的利用，而导致了成长和发展的‘奇迹’。”（19）历史告诉我们：日本、“四小龙”、中国探索自己的适合国际新环境又适合国情的新路子，都不是靠的外国人，而是靠自己在困难环境中的不断探索。例如，东亚各国在战后初期都是采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后来都是在形势逼迫下转向出口导向或混合发展战略。最早是日本，其次是“四小龙”，它们从内向转为外向，并不是美国的赐予，而是在六十年代美援取消后自己寻找的新出路，摸索出了“以农立国”、“以工强国”、“以商富国”三者结合发展的成功经验。（20）香港从转口贸易转向利用低廉劳动力发展出口制造业，是在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对中国大陆禁运的不利形势下闯出来的。新加坡的外向发展，是在英国从苏伊士以东撤退以后的严峻形势下重新起步的。中国探索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新模式，也是在脱离苏联的影响之后经历漫长的探索，才逐渐找到的。
    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得最有适应力、内聚力与活力的是日本，不论战前战后都是如此。战后初期，日本严重丧失生产能力，为了应付这一危机而采取了“重点生产方式”。待形势稳定之后，迅速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在被迫放弃军事大国之后改行“经济立国”的方针。在六十年代中实行了贸易自由化与资本自由化，迅速实现了经济起飞。七十年代的“尼克松冲击”石油危机，再次给日本经济以沉重的打击。日本又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和管理体系，缩减能源消耗，大力发展新产业和第三产业，这样，就设法提高了日本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到八十年代，扩大了贸易顺差。由于日本与它的主要贸易伙伴间的矛盾加剧，到九十年代，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转向“全球化”的经济战略。在世界不景气的形势下，又开始向内需主导、扩大进口型经济方面转变。日本经济就是在不断自我调整、克服一道道难关的形势下向前高速发展的。其他国家（地区）高增长的经历也莫不如此。
    由此而引出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在战后国际经济化的新形势下，天赋资源的丰薄，国家的大小，地理条件与位置，资本输入特别是援助的多少，都不是决定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差别的主要原因，关键在于具有高度的自主意识，灵活的调整机制，善于捕捉机遇，调动一切内外的有利因素，并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高效能地加以利用。反之，即使有丰富的资源与良好的条件，也可能使应当繁荣的国家陷入危机，或延误大好的时代机遇。
    东亚诸国（地区）的规模与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以世界银行的年度发展报告为主要依据。中国第三列为1992年增长率；台湾第一列为1970-79年增长率；第二列为1980-90年增长率。
    五、东亚“发展型国家”的重要功能
    上述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的出现是市场机制的伟大成功，还是中央计划体制的超凡魅力？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激进发展理论都不能很好解释的新问题。
    按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经济发展主要靠市场这个轮子自由地运转，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把国家与人民带入富裕之境。前苏联理论界的观点则相反，认为经济发展主要靠国家计划这个轮子有序地运转，通过一只“看得见的手”来把经济引导向预定的发展目标。在我国极“左”思潮泛滥时期，认为这只“看得见的手”可以指挥一切，“抓革命，促生产”，更是把政治的作用推到顶峰。
    东亚的新经验已经否定了上述两种片面的观点。尽管自由派经济学在西方长期处于主流派的地位，东亚以及其他地区新兴发展中国家成功经验，却迫使世界银行的专家们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必须重新估价国家作用的问题。（21）
    成功的经验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性的国家引导两者的巧妙的结合。在这方面，日本仍然是最引人关注的范例，因为日本是东亚各国中最接近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市场经济主导型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战前的天皇制专制国家被进行过重大的改造。这是日本现代化第二次启动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如果以为日本的国家被“西化”或“美化”，那就错了。日本表面上是多党制，但长期以来一直是自民党－党独大的局面。这一局面在政治上保持战后的长期稳定；在经济上，解散了旧财阀，加强了经济的自由化，但不是西方式的自由，而是推行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计划化的市场经济。这并不完全是战后的制度创新，而是沿袭战前的统制经济的遗风。据荷兰学者沃尔费伦（Karel G.van Wolferen）分析：日本政权结构具有独特性，几个世纪以来日本的权力被分散在一些半自治性的集团手中。各集团通过谋求政治平衡来运行国家政治，政治官僚、少数政客派系、某些企业家集团的结合，这一结构性特征是“日本体制”的最强有力的成分。（22）美国学者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对日本经济的运动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23）尽管还有争论，但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由国家导向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则是肯定无疑的。日本政府机构的公务员的素质较高，对经济管理的职能也愈来愈强化，但不是任意干预，而是审慎地有选择性的干预，以推动市场制度的完善。日本既有明确的国家导向的发展战略目标，又保持政企合作、劳资合作的较良好关系。在这种体制下，战后推行的无限制的工业扩张战略目标比战前的军事扩张的战略目标取得更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