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儒家的家族本位思想与家族伦理秩序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转换为推动家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契机。西方资本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市场竞争体制，这是在西方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古典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就是新教伦理的体现。长期以来被视为私人资本主义的天经地义。东亚社会以家族为本位，从日本到东南亚，资本主义发展大都形成中小型家族企业形式。由儒家的“齐家治国”意识转化而来的“发家富国”意识，同样能推动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东亚的这种家族团队主义的资本主义较之西方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人治”色彩、温情主义和劳资关系和谐的优点，西方学者把这种东亚式资本主义称为另一种资本主义。在日本形成为一种公司资本主义，以“三件神器”即三大法宝著称（终身雇佣制、年资工资制、企业工会制），建立了另一种资本主义内部秩序，为日本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34）
    但是，也应该看到这种儒家伦理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不利的一面：（1）家族观念的影响造成人口的膨胀；（2）长幼尊卑的伦理对充分发挥企业的自主精神是一个障碍；（3）“人治式”发展到庞大规模而不转向“法治式”，也显然难于承担繁重的现代组织功能。（35）
    3、儒教重视教育与机会均等的教育思想转化为对人力资源的大力开发。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普及，人的文化素质与技能素质都较高。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东亚新兴工业化区的一个共同点是自然资源贫乏而人力资源丰富，因此重视教育、普及教育成为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这方面，日本从明治时代以来就以高识字率著称于世。战后的台湾、韩国、新加坡也莫不如是。韩国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教育发展的速度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据1984年统计，韩国的教育经费已占GNP的13.3%，遥遥领先于日本（1983年为5.7%）、美国（1981年为6.7%）和一些西方工业国。就20-24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进入高校的比例而言，超过台湾、日本、西德、法国与英国。（36）在东亚社会，一贯重视子嗣的香火传承，望子成龙，父母亲自督促子女的学业。韩国人不单重视子女的教育，也重视帮助兄弟姊妹的求学。据一个抽样调查，美国的母亲们40%以上对子女的学习成绩“非常满意”，而中国和日本的母亲们持类似观点的不到调查人数的6%。另一项比较调查表明，在幼儿园阶段，台湾与美国儿童数学成绩没有显著差别；但进入小学后，台湾学生的数学成绩优于美国学生，而且年级愈高的差别愈大。（37）东亚的留学生在西方国家普遍取得优良的学习成绩，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东亚虽然在现代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不利于在高科技领域内同西方竞争，但由于重视教育并面向世界开放，对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起了重大作用。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GDP就会增加9%，三年教育能使GDP提高27%。教育加快了技术的采用、改进和传播。“世界各国在现代经济增长方面的差距，主要取决于涉及新生产技术的知识实体传播……一国人口中适龄人口受教育越多，掌握新技术知识就越容易。”（38）这也可算是一条重要的文化经济学原理吧。
    转型期儒教文化因素的功能转换当然不止这些。但以上几点可能是最突出之点。
    就现代化的动力而言，主要应是现代西方的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但在转型期中，东亚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明并存，形成二元文化，体现出现代化的民族特征。在这里，传统文化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发挥出独特的适应力、内聚力与活力，形成一种东亚式的现代化动力。在今天东亚发展的趋势中显示出一个特点，那就是人文发展的指标（以人口的寿命预期年龄和成人识字率作为基本指数）远远高于经济发展指标。据联合国为136），经济发展指标居世界第五位（126）。中国的经济发展指标仅居第109位（22），而人文发展指标却居于第65位（66）。新加坡、韩国、香港等的人文指标都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39）近年来，国际学术界都愈来愈注意到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中的文化因素。甚至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儒教伦理“在东亚现代化中扮演的角色比新教伦理在欧洲所起的作用还要大。（40）今天西方的有识之士已提出应从中国与东亚发展的新经济中学习些什么的问题，则是针对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病态发展而发的。在这方面，利用儒学资源中的丰富蕴藏，推陈出新，肯定会对未来世界的和谐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七、东亚的发展前景
    纵览近两百年的东亚史，它经历了从兴盛到沉落，又从沉落重新走向兴盛的曲折过程，其中心内容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东亚的现代化史的三个突出特点是：一，它把西方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大变革压缩成为短时期中的急速转变。二，它是一个历史连续性的破坏与延续的深刻矛盾运动，对传统的变革是在传统的根基上进行的。传统与现代性的互动关系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三，它是通过多条道路过渡向现代工业社会和进入现代世界的，既有资本主义方式的多模式，也有社会主义方式的多模式，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每种模式的弱点都在实践中受到检验与修正，向混合模式方向转变。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化的，但现代化的大方向是趋同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系辞》）这是东方哲学对人类历史发展趋向的精辟概括，经千百年仍光景常新，迪启后代之来者。
    今天，东亚的经济崛起正在形成一个新兴的经济圈，或经济－文化圈。这个新兴的工业化地带自然地形成一个梯级发展序列。日本早在战前就实现了初步工业化，战后的工业化水平在七十年代即已赶上西方先进国，现处于赶上以后的增长阶段，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正在取代美国成为东亚区域经济的中心。“四小龙”在七十年代跃向半发达的半工业化国家，现正在向工业化的成熟阶段和中等发达国家迈进。中国已初步建立自己的独立的巨大工业体系，正在以新的方式实现沿海区域的工业化，争取在下世纪中叶进入中等发达的工业国行列。泰国、马来西亚等则正在使自己的发展战略重点从初级产品生产转向以劳动密集产业为特征的初级工业化阶段。人们把这一发展梯级比喻为以日本为首的“雁形”行列，或日本“大龙”带领四条“小龙”。这是西方早期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出现过的新格局，即边缘资本主义地区的重新国际分工。这说明世界经济体系的旧劳动分工的格局（工业－西方，农业－东方）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北美、欧共体、东亚已形成鼎足而立的三分经济格局。世界的政治格局甚至文化趋向将随之发生变化。
    今后东亚整体发展的前景如何？这是一个关系今后全球发展的问题。近年来有关“太平洋经济圈”、“东亚经济圈”一类的构想愈来愈多。（41）但这个预测的现实可能性将取决于许多国际因素。从世界体系的理论来看，今天的工业世界的构成仍是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这个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发生了许多变化，例如中心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高科技发展，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变化等等。这些变化引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边缘地区转移，遂使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利用劳动力低廉的优势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利用血汗的泰勒制度参与国际竞争，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取得经济的高增长。今天第三世界的新兴工业化正在改变“中心”与“边缘”的旧的国际分工，也在改变边缘地区的国际分工，东亚的梯级发展序列就是按工业化水平与现代化技术水平自然形成的。（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