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在其他东亚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沿袭战前的殖民体制或革命战争的军事体制而来，大多是建立一种高度集权的政府或军人政权，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活进行了全面的干预，但经济管理体制兼采美国与日本的制度。新的政治发展理论把这类不同于西方体制的市场经济导向的政权称为“威权主义政权”（authoritarian regime）。（24）但香港作为自由港则完全实行放任的经济政策。
    东亚的以中央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类型国家，是另一种社会体制下发展导向型国家。它们的卓有成效的高速增长的成功经验则是在实行全面性的有利市场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改革中取得的。在这方面，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经验最为引人注目。近代中国作为巨型农业国，其面积相当于日本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总和的3倍，其人口相当它们的总和的2.6倍，中国通向现代工业化的艰难是可以想见的。在1949年革命胜利后的头30年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取得了工业化的初步成就，但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是靠高投入取得的。1978年开始的改革的新路线带来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大解放，然后发展向城镇，创办经济特区，使经济结构多元化，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从1978年－1993年十多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8倍，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增长6.5倍（扣除物价因素）。现今中国工农业产品居世界的位次：钢居第3位（1950年为26位），煤居第1位（原居9位），原油居第5位（原居27位）；水泥、谷物、棉花、猪牛羊肉都居世界第一位。在只占世界7%的耕地上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并在同一时期内使近1.7亿农村人口脱离贫困。中国为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所面临的挑战，在今后也仍然是艰巨的。
    总之，在东亚，从中国型一直到日本型的现代国家，尽管社会体制不同，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都是宏观经济稳定与快速出口增长，而这一特征又都是与推行高增长作为国家发展首要目标分不开的。这种东亚式的“发展型国家”，与现代西方国家的放任政策相比，带有较高程度的集权性质，但不同于传统的旧式的中央集权国家，应该看作是从传统集权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变的一种过渡形式。它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发展中的较高程度的政治稳定，增强社会的内聚力，制定维护主权与独立的工业化计划，采取保护民族经济政策，实施财政金融政策，以强制的劳工政策调整公私的利益冲突，保证社会公平与福利，促进社会整合，等等。这些措施有利于高度地社会动员，以推进高速工业化，而又照顾到收入分配的公平。这是西方的自由放任政策所不可能达到的。根据韩国的经验，政府在六十年代的政策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增长”，七十年代让位于“增长第一”，八十年代调整为“公平中求增长”，近年又进一步调整为“为提高生活质量而实现增长”。（25）
    还必须注意到，政府在维护严格的社会立法以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发挥重大的作用。被誉为“花园城市”的新加坡在这方面就创造了有价值的经验。新加坡社会以有秩序、市容整洁、犯罪率低而著称，政府廉洁，社会上没有严重的嗜毒问题，更没有大规模非法聚赌和私家会党或黑手党的问题。这些都是可与经济繁荣同样值得夸耀的现代化成就。
    重新认识国家的重要性，既要求人民对政府有信心并给予支持，政府也要有高度责任感，建立人才齐备的领导班子，这个班子具有现代经济学及其他专门知识，为企业家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并信守对人民的承诺。这方面也有很重要的经验。（26）西方现代化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应注重权力分配以实现民主，还是权力集中以实现政治秩序，是有争论的。在六十年代，认为增长、公平、民主、稳定等目标具有相容性的观点占上风，现代社会的发展被视为是和谐的和直线式的。七十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各国的严峻现实对这一假说提出了挑战。事实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不稳定的关系，跟财富与公平的关系一样，是一种曲线关系。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最严重的不稳定状态是与中等发展水平相关联的。不稳定的各种原因同样出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27）这是对和谐论的一个重要修正。
    西方的现代政治体制是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的，国家权力处处受到法律限制，经济权力支配政治权力。东亚的现代政治体制则不同，它是随着国权运动或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起来的。政治权力凌驾于其他一切权力之上；并有能力应付民权运动的挑战。前现代时期的地主阶级被土地改革运动打倒，而新兴的商业与工业资产阶级是依靠国家的扶持成长起来的。这一历史形成的结构特点使中国和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都没有出现过西方那样的市民社会，因些政治发展也绝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现代化的顺序一般是民主化滞后于工业化，欧洲经济落后的国家的发展顺序也大抵如此。在东亚，原有的政治结构、军队、官僚制与新生的国内资本与国际资本形成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与互动关系。在这里，追求高速增长是付出了重大代价的。如政治权利与生活水平提高受限制，血汗的泰勒制，生态的破坏，环境严重污染等。但也要注意到，过高速度的追求会导致社会的严重失序，最后也将破坏经济增长。同样，过份超前的民主追求也会影响经济增长的目标，还会造成大的社会混乱。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经验都是值得记取的。
    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增长，国家结构与发展模式也必将发生相应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加强经济的自组能力与社会的自主性，从而容纳更大的现代生产力发展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1978年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模式转换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此。国家权力结构也将发生与此相适应的转换，但一般滞后于经济模式的转换。在东亚地区即使不自觉地进行适应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要市场经济繁荣起来，新兴中产阶级日趋壮大，新的社会因素就会逐渐成长，要求民主改革。台湾在这方面的改革是迟迟才启动的。但由于在那里保存有一定的民间社会基础，还有较长的基层和省级选举的经验，因此在蒋氏父子去世以后，随着戒严令的取消，海峡两岸联系的开放，社会的多元化，原来的权力集中的政治结构开始向权力分散的方向转换。（28）韩国在九十年代也通过民主选举方式产生总统，并释放政治犯，发动反对营私舞弊的运动，实行“新经济政策”，等等。这都是值得注意的动向。此外，随着经济的日益国际化，政府干预的程度也将趋于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