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历史由于其与现代的直接传承关系，也由于可以找到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因而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西方汉学家对清代历史研究题材多样，视角和解释框架复杂，很难用若干简单的范式对汗牛充栋的研究文献进行高度概括的分类。美国汉学家柯文在他那本《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书中，尝试区分了近年来美国研究晚清历史的四种范式。这四种范式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种：现代化理论视野下的晚清历史和站在中国内部来撰写的晚清历史。柯文的书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他对18世纪以前的清代历史研究基本未涉及。在以从晚明到清中叶（18世纪）这段时期为研究时段的众多的西方论著中，可以归纳出大约五种重要的分析和编纂历史的框架。它们是对非精英阶层的研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结构主义史学、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的研究、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等。本文拟在下面对这些历史编撰和解释的范式做一总的归纳分类和评述，以期提供一个把握近年来西方汉学界清史研究的粗略框架。
    一现代化理论视野下的晚清历史：发展趋势
    柯文所总结的三种范式，“冲击--反应”，“传统与近代”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都可以归纳为是植根于现代化理论的视野，把晚清的历史主线看作是西方现代性对中国社会传统进行挑战，迫使中国做出反应的过程。这种观点在战后美国汉学的泰斗费正清的著述中最早得到表述，并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
    费正清认为中国长期处于隔离状态，没有机会同更优越的文明交流接触，因而滋生文化优越感和“华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文化至上论使中国无论从精神上或是从物质上都不足以在19世纪应付西方列强的挑战。费正清的理论主导了战后美国汉学对清史的解释。[1][2][3] 费正清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之回应》，他与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合写的《东亚文明史》，以及克莱德和比尔斯写的《远东：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是冲击-反应论的代表性著作，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影响巨大。[4][5][6] 这些著作突出19世纪晚清那些灾难性的事件：传统的崩溃、经济萧条、政治腐朽、动乱和民生凋敝，并认为这是古老的中国与侵略扩张性的西方接触所推动出的。晚清另一些重要事件，如农民起义、保守的改革、自强运动乃至革命的风起云涌则体现了古老的帝国对西方冲击做出的反应。
    冲击-反应框架在解读晚清历史时，突出这些事件并着重分析这方面的背景，具有某种合理性。然而它在再现晚清历史时，忽视了广袤的中国内地很少受到西方影响的那些缓慢的社会生活变化，它也看不到19世纪许多思想文化变迁可以追溯自数百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的内部演化。太平天国起义、同治中兴、清议派和反洋教事件可以被视为是对西方入侵所做出的反应的不同表现形式，但19世纪此起彼伏的骚乱和起义应该说是18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停滞，人口剧增，政府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的能力衰退，农村秩序渐次崩溃的长期积累的效应，西方的冲击间接地对这些事件的爆发产生影响。晚清时，内部的挑战与外部（西方）的挑战相比，其意义也许更为重要。例如帝制的推翻不仅是在西方冲击的影响下，而且也是由于中央政府统治体制僵化，不能适应地方经济和军事力量增强的结果。
    与“冲击-反应”编纂框架相联系的是对西方冲击到来之前的清代中国社会的解读。费正清认为19世纪的中国已表现出马尔萨斯人口经济陷阱的种种迹象。而伊懋可则用“高均衡陷阱”来形容晚清的经济形势。二战后的现代化理论把工业化以前的社会称之为“传统社会”，这为西方汉学家解读清代社会提供了概念框架。从费正清、徐中约到李文森都把西方冲击之前的中国社会视为传统社会，认为清代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同此前2000年的情况大体一样。未和西方接触以前，中国只发生过传统范围内的变化，而未出现社会制度的质变；只是西方的到来开创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潮流。
    受现代化理论影响的西方汉学家于是把重构清代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思想文化历程视为己任。英年早逝的美国汉学家李文森写下了他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试图探讨是否有迹象表明“貌似稳定的带传统性的中国社会，无需西方工业主义入侵起催化作用，也能够独立发展为具有科学气质的社会”。[8](p54) 孔斐力的力作《帝制晚清中国的叛乱及其敌人》提出一个有趣的假设：处在衰亡状态中的清代文化“很可能就要从自身内部生成某种社会与政治组织的新形式”。按照现代化理论，文化价值观的转变，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关键。
    李文森的研究使他发现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精神的若干影响深远的内在矛盾，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与价值”的冲突。19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无论是精英还是社会大多数人都仍相信中国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天经地义，十分优越。西方现代性的挑战，使他们开始怀疑两千年来确立的文化的有效性，并意识到必须完成一个新的历史使命，向近代社会转变，达到与西方同等的发展水平。而这意味着抛弃重要的中国文化传统，接受西方的文明价值观。长期形成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义使许多儒教知识分子总想重建与西方对等的心理态势，即使在承认西方物质文明的优越性时，也要在想象中找到在心理上同西方对等的精神依托。中国的近代思想史就表现为两种思潮相互激荡，虚无主义者和激进思想家日益背弃传统，而保守主义者则使传统日益僵化。每一个不能使中国马上达到与西方对等的现代化方策都会受到激进主义者的批判，然后在中国开始新一轮的寻找解决“历史与价值”冲突的方案，直到历史与价值协调，并恢复心灵宁静。
    李文森的解读已超出了晚清历史，而能应用于民国初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包括1919年的东西文化论战、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和80年代兴起的“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李文森认为清末许多著名的革新派官僚如曾国藩等人的文化认同发生变化并出现折中主义倾向。[9](p54～57) 在李文森看来，儒教到19世纪末叶，已丧失客观意义，因为它已和现实脱节，并不再是能对社会起规范作用的意识形态，而退缩为一种伦理理想。尽管当时许多具有传统意识的思想家仍然活着，但曾两千年来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实践思想的儒教已经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