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外国银币大量流入中国是许多学者感兴趣的题目。阿德希和安特维尔研究了影响欧洲和中国的世界范围内的危机。[30] 17世纪初的这场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由于从16世纪起不断从日本、欧洲经中亚，西属美洲殖民地经菲律宾输入中国的银币急剧减少。魏菲德估计新大陆生产的半数黄金白银最后流入中国。[31] 如此大量贵金属的流入给中国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它造成通货膨胀，影响谷物价格，使许多原来的产粮区变为生产出口丝织品的地区。它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商业化，也使许多区域互相依赖。[32]
    1620年以后，白银的输入急剧减少，在那些主要生产丝绸和其他供出口的商品的地区出现经济萧条。与此同时出现一系列的天灾加剧了经济危机，旱灾和洪涝在全国许多地区发生，继之而起的蝗虫和天花也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明朝廷因派军队入朝鲜抵抗日本侵略大量支出，再加上修建王宫和维系人数众多的皇亲国戚的奢侈生活花费巨大，根本无钱赈灾，导致农民起义、城市暴动，政府无法扑灭烽烟四起的骚乱与暴动，最后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彻底崩溃。
    把明朝的崩溃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认为世界历史运动影响中国是一个新颖的解释。更有趣的是在欧洲同期也发生由经济变化引起社会骚乱而导致政治秩序的危机。尽管难以把晚明的变迁同17世纪欧洲的政治革命相比拟，然而两个地区似乎都受到白银流入的影响。而且这种白银的流向是从墨西哥和南美经欧洲再到中国，在这种世界性的金融运动格局下，中国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17世纪以后，中国再次繁荣。一些学者探讨中国从危机中迅速复苏的原因，认为17世纪80年代起白银再次流入中国，谷物价格趋于稳定，是中国社会再现繁荣的原因。魏菲德断言正是由于清朝成功地开疆掠土，并能维持臣民小康生活水平，清朝的统治者因而对18世纪英帝国在亚洲的扩张视而不见。政治秩序的迅速重建也使他们不再具有远见和采取主动的经济或国防措施。蒙代尔认为中国那时融入世界经济为中国在19世纪的灾难性遭遇拉开序幕。
    蒙代尔从他的导师华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框架出发来解释满清中国与世界的碰撞和融合。中国16世纪以后被整合进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这个体系的边陲国家。西方中心的霸权和不平等的经济交换被强加在中国头上，由此导致中国现代化的困境。[33] 对麦克唐纳德来说，在中国历史上，边陲地带则成了孕育新的朝代政权的区域，例如满清崛起于东北边陲满洲，明朝兴起于元朝的边陲区域江南。[34]
    三站在中国内部来解读清史
    费正清曾经谈到西方汉学有一种由外向内的研究视角转移的趋势。柯文认为这种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编纂模式。其核心观点是认为西方对中国历史发展并不是那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中国历史发展有它的内在结构和趋向，许多影响或者支配中国社会发展的力量和趋势在18世纪以前，甚至更早就已形成，并一直发挥作用制约着晚清历史的变迁。
    新汉学流派因而强调站在中国社会内部，关注那些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事件的主角们，以及他们所生存的环境，愿望和参与历史事件的动机，以此对历史事件做出说明。芮玛丽的《革命中的中国：1900至1913年的第一阶段》[35] 即是一例。该书研究了20世纪初中国士绅阶层的财产收入，得出结论认为那时士绅阶层已越来越依靠商业或行政管理来维持生计。中央政府推行扩大自己的行政与经济活动的范围的改革时，侵犯到地方士绅的经济权益，因此导致辛亥革命爆发。与革命相联系的一些事件与其说是受西方影响的激进分子对保守的满清政府发动的反抗，还不如说是进行改革的清廷和在维护自己的特权上相当保守的地方上层社会冲突的结果。中央政府收回修建川汉铁路的行动触犯了四川地方士绅的经济和行政管理特权。
    在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的历史编纂多用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来解释晚清历史，从费正清、李文森到费维恺都是如此。而中国中心论的历史编纂则用事件的历史背景和演变来解释，由此导致出现柯文所说的美国汉学20世纪70年代前后从诉诸文化转向诉诸历史的解释路数的变迁。清代历史中那些长期的趋势受到了关注，魏菲德在他的《帝制晚期中国的冲突与控制》一书中，就认为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构成连贯的整体，出现若干横跨四个世纪的历史过程，如长江下游的城市化，区域性贸易网的发展，力役折银，识字率的提高，政府管理工作的商业化等。马若孟则更把明清两代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单独的时代。[36][37]
    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甚至认为18世纪清疆域扩大一倍和人口的翻番是推动中国仍在进行的近（现）代化转变的根本原因之一。史景迁在他的研究中看到了从明到清士大夫思想气质中存在一种“内在的连贯性”，表现在从东林党人到清初的伟大学者如王夫之等都有一种强烈的个性色彩以及浓厚的对儒教道德理想的追求。在处理周边国家和地区问题上，满清继承了前朝把外交政策放在内陆的做法。由于满洲人在处理亚洲内陆的政治与军事问题上手腕的熟练，他们也把中国控制内陆边陲的能力提高到新的水平，并引起东亚地缘政治的重要变化。[38]
    中国中心论历史编纂模式的另一特征是把中国从空间上划分为较小的单位，以区域或省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变化。这种研究范式不太注意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腹地的影响，而是从中国长期延续的历史、文化、生态和经济环境来观察和解释清代社会历史。史坚雅的两篇论文《19世纪中国区域城市化》和《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对这股史学潮流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9][40] 英国汉学家伊懋可在70年代出版的一本书中认为，10世纪前后大运河的修建，再加上在一系列的领域，如交通运输、金融、农业等领域内的革命，区域经济已被整合， 全国性的市场已经出现。史坚雅的研究则勾勒了不同的图景。他认为帝制晚期，没有形成单一完整的全国性商业系统，而是以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了若干区域性系统：如东北、华北、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与云贵等等。这些区域划分同大河流域和盆地的地貌学的单位相吻合。在各个区域，人口与资源集中在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核心地带。地理状况（利于运输的河流或妨碍交通的山岭）以及技术特别是运输技术的好坏决定着各个区域的面积大小。中国历史上天灾人祸的发生总是区域性的，区域经济也都经历发展与停滞的循环，同朝代的兴衰更迭相一致。[40] 留美中国学者冀朝鼎20世纪30年代的一篇博士论文，提出中国存在六大农业经济区域，而台湾著名学者全汉升先生则研究了中国若干大经济区域间的贸易。
    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多利用藏于中国的文献资料，研究所涉及的这些资料往往是以行政区域如省或县来保管的，且多围绕辛亥革命及随后的军阀时期，例如爱德华·罗兹和玛丽·朗肯研究辛亥革命前后广东、上海和浙江等省市的激进知识分子的活动。[41][42] 美国的许多博士研究生也选择研究各省辛亥革命时期的题材。此外，清代地方上层社会以及政府官吏的地域构成也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研究的重要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