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时代国家对社会的统治程度是一个引起很大关注并争议颇大的问题。威特法格尔的名著《东方专制主义》曾认为帝制中国君权是不受节制的，皇帝及其权臣亲信牢牢控制着行政官僚机构，严密防范任何集团对皇权的挑战。魏特法格尔的观点受到广泛的批评，但日本汉学家Nalto Konan与魏特法格尔相同的观点却被美国和法国的汉学泰斗，例如费正清和吉奎斯·格尔里特（Jacqnes Gernet）等人所接受。Nalto认为唐下半叶贵族势力的削弱，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宋以降，皇权加强，行政官僚系统，特别是首辅的权力衰退。到明清，官僚士大夫们变成皇帝的奴仆，丧失了合法的权力来质疑君命的合理性。[50]
    20世纪80年代黄仁宇的著作修正了这种过于简单的看法。黄根据《明实录》，特别是其中有关万历朝时期皇帝与官僚的纠纷记载，勾勒了官僚是真正的统治者，而皇帝只不过是官僚集团手中的工具这样一幅图景。晚近的研究更多把国家看作是一个管理调节机构，一个使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秩序合法化的工具。[51]
    国家通过教育和科举考试在意识形态上控制社会是许多汉学著作研究的重要题材。教育在传播儒家意识形态方面有着特殊作用，历朝几乎都把教会学生正确理解儒家经典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查费在1985年出版的书中认为宋代所主要关心的是通过标准的科举考试找到道德品质合格的儒生担任公职。南宋时官方学校同民间书院已出现教学目的的分叉，前者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后者在追求真知，强调达到个人道德的完善的理学的兴起预示着官办学校的衰落。[52] 受教育和赴京应试的昂贵费用使之成为少部分人的特权，宋以后，教育机会增多了，私立书院成为保存和传播儒教精髓的中心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会所。至元代，进书院读书是儒生在异族统治下的一种很实际的应对举措。明代，书院的重要性增强，而科举考试的质量则下降了，考试的范围已不再是必考五经。在清代，满清统治者为了把汉族儒生整合进官方政治主流，并为官僚行政机构遴选人材，于是发展了教育。[53][54]
    明末清初改朝换代时，士大夫忠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题材。海格尔（John Haeger）认为在中国，忠诚是一个社会交往方面的德行，它守护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后来对国家的忠诚同无条件的忠君连在一起。斯特鲁菲在她的两本书中，研究了明遗臣和士大夫对满清招降入仕的反应。明末儒生的妥协程度与儒生的年龄相关。黄宗羲和顾炎武拒绝为官清廷，却鼓励儿子到清政府任职。魏菲德的著作考察了不同地区明臣和儒生对清朝的反应，提示了儒生相当复杂的选择，投降、合作、自杀、抵抗和退隐山林等等。[55][56]
    皇帝如何通过操控带有宗教意义的仪式和典礼来表现自己的正统合法性也是不少学者的研究题材。纽奇姆和热托对国家宗教仪式的界定以及它在朝廷内外的意义进行了探讨。[57][58] 每一个朝代都借助一套国家宗教仪式和典礼来强化社会政治秩序。威尔士研究了从汉代至清代的国家仪式的内容，他认为这些仪式表达了国家在土地和农业生产、家庭、上下级政治关系以及宇宙和谐等方面的观念和意愿。[59]
    清初的统治者如何使自己成为儒教国家的开国之君的合法化过程也成为不少汉学家的研究题材。亚当·雷研究了多尔衮摄政时期，如何在汉族监察御史（cencor）的建议下巩固新政权，钳制腐败。克斯勒和斯宾塞等人则探讨了康熙皇帝14岁亲政，逮捕摄政鳌拜，镇压三藩，收复台湾，抗击俄国和外蒙古，把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的过程。费希尔和费维恺描述了雍正皇帝推行密折，让官员直接向皇帝密报官场是非，改革八旗制度，斥责歧视汉族官员的言行。他们认为雍正的这些举措有助于消除官僚的政争。[60][61][62]
    五后现代视野下的清代社会历史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思想潮流，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西方汉学产生影响。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清代的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华》是该项成果中最为著名的一本。该书被称为是“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产物”，它把“后现代式的解释与新的档案材料”结合起来，使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事件呈现一种全新的诠释。[63] 后现代主义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它以关心受到压迫的、卑微的社会阶层和非主流文化现象而著称。后现代主义新汉学偏离过分关注精英和上层政治生活的旧汉学，试图把过去受到忽视的下层普通人物纳入新历史编纂的视野。不仅是从事农耕的农民、商人、市民、工匠、店员、妇女、佃农、奴仆和少数民族都成为新汉学的历史编纂题材，他们的生活在汉学家研究特殊的历史事件、影响深远的政治经济和生态变迁中被加以认真的对待。
    精英阶层的内涵也被扩大，包括从旧历史编纂所属意的儒生士大夫和政府官员到包括所有能够参与政治运作的人，如握有重兵的将领、富商和宗教界上层人物等。许多情况下，精英和下层的区分存在界定的困难。“中国下层的历史”有两种编纂的趋向：一是研究下层人员政治经济上遭受压迫的状况；二是研究他们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的作用。前者特别关注中国社会中的所谓贱民，包括陕西和山西省的从事音乐的家庭，广东省的船民等等。这些受到歧视的人户籍注入另册，不能参与科举考试，与一般臣民相比，权利受到更多限制。
    汉学家们试图在各地找到这些贱民，对他们的生活加以描述。柯尔关注在绍兴的贱民，安维尔利探讨长江上游等地的棚民。[64][65] 农奴成为不少汉学家的研究对象，温思研究了唐至清代农奴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农民如佃农和短工的区别。[66] 伊懋可受到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日本东京汉学派的影响，认为从宋至明大多数中国农民的经济地位同农奴不相上下。东京学派否认自唐朝贵族衰落和以才取士的科举制实行以后，中国社会的等级划分已不太严格的观点。
    许多西方汉学家认为在农民的地位和农村的土地关系上16世纪是个转折点。大量种植经济作物引起农业的商业化，新型的农业管理和土地所有制，乡村手工业的蓬勃使明末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转变。[67] 农业的变化伴随工场手工业的产业专门化，市场和商业活动的扩张，以及新的契约关系的出现。[68]
    妇女史的研究也是后现代主义新汉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西方汉学家所探讨的对像不仅限于下层妇女的生活，也包括宫廷仕女、上层阶层的女性，她们如何操持家务，她们的情感世界和文化程度等等。[69] 伊懋可和曼认为随着妇女的品德越来越成为道学家们关心的问题，妇女的地位趋于恶化。瓦蒂纳的研究显示一段时间内，要求寡妇守寡甚至殉葬的社会压力增大了。[70][71][72] 在研究妇女史和其他下层人民的历史时，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所依据的文献史料大多是精英阶层撰写出来的，其中充满了对妇女和下层人民的偏见。
    后现代主义也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清代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的某个特殊的层面和某一特定地区。新汉学的结构主义流派并未提出或运用特定的哲学和历史解释理论，在方法论上，他们受到计量史学的影响，研究的范围从俗文化到人口模式，非常宽广。他们不太注意历史事件的细节，而专注于分析在中国某一历史现象的结构和内部的机制。他们所关注的不是历史事件的具体性及原因，结构主义新汉学把中国历史看作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主义绘画，关注每一个主体的内部关系，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外部联系。这样的观点使他们能够跨越朝代，较为全面地研究某一现象，例如气候、疾病的传播、营养、食物供给、识字率、儿童的福利等等。[7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