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股史学编撰潮流也关注中国内部那些较少受到外国影响的宗教文化思想发展，例如伊夫林·罗斯基对清朝民众识字率的研究。罗斯基认为清代的启蒙教育成本并不高，晚清的识字率与17世纪的英国相当。[43] 韩书瑞和欧大牟通过对白莲教起义的研究揭示了晚清民间宗教与社会动乱之间的关系。两人利用来自当事人的原始资料、教派经典和被俘的起义者的供词构筑了从教派运动内部体验起义的画面。这种方法与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很像似。他们的研究认为起初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只是白莲教徒解决生活困惑的意识形态工具，晚清的动乱和灾变印证了关于来世的教义，他们于是在追随神灵去迎接一个新世界的幻想下参与起义。韩书瑞的书栩栩如生地描述了白莲教徒的日常生活和起义经过，白莲教徒多以习武和行医为生，教派组织的纽带多是在师徒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44][45]
    中国中心论的清史编纂模式表现出借鉴多种社会科学概念方法的趋势。历史学家们不仅考察历史事件，也研究经济发展过程和社会结构。某些西方学者已经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汉学称为“新汉学”，它的特征是运用跨学科的理论方法，并扬弃过去借以解释清代历史的那些概括性标签，例如“官僚专制社会”、“封建生产方式”和“传统范围内的变革”等。帝制中国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停滞的社会，甚至帝国中央政府也被认为是一个不断适应地方权力结构变化的机构。研究的题材也由过去的精英阶层和“大传统”转向普通民众和更基本的社会制度。
    四清代政治体制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的西方汉学著作围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来研究清代历史。过去，许多西方汉学家借用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这样的概念来分析帝制中国社会中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造成了中国的贫弱地位。
    早在20世纪60年代，沃夫拉·姆·伊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和弗朗兹·麦克（Framz Michael）等就开始抛弃国家与社会的对峙这样简单的概念，尽管国家政权的作用仍是他们历史解释的中心。他们已注意到士绅和地方精英与帝国政治结构的复杂关系，构成社会基层统治阶级的士绅通过其在国家政治制度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获得政治影响。他们经由科举考试在官僚机构中获得官职，致仕后以儒家意识形态的名义对皇权的运作进行评议和制衡，而且随着帝国陷入王朝循环的衰退期，士绅的权力特别是对地方税收的控制力增强了。中央集权同地方主义两个对立趋向的此消彼长与王朝衰微和换代息息相关。
    70年代以来，一些汉学家开始深入从地方或民间层次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贝特（Beattle）和邓纳尔林（Dennerline）等人的著作探讨地方精英的构成及其社会作用，而布鲁克（Brook）和康恩布鲁斯（Kornbluth）等则研究了国家权力如何在地方行使。他们发现宗族、地方学正、商人和佛道僧侣同乡绅有联系，并在一些情况下取代国家政权机构或乡绅的权力。[46][47]
    “新汉学”是以批评以儒家哲学为编纂理论的旧汉学的面貌出现的。因此它摒弃“儒教史学”过分关注京城的权势人物和宫廷政治的作法，而力图探讨过去未受到注意的、中央权力影响不那么明显的层面，例如外省的经济、边疆的治理和军事防御、社会控制等等。新汉学也受到社会学的影响，它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是中央国家机器治理权的合法化，即统治政权借助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传统而合理化的过程。
    国家政权对社会的垄断控制最明显地体现在边防和军事领域，然而晚近的西方汉学同样注意到中央政权在这个领域内支配性领导的有限性。中国的军事威力似乎取决于他在后勤补给、武器和边防战略诸方面达到的水平，即使像清廷这样的“外族政权”，其国防和军事技术也是在向汉族学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中国在战争的战略策划和军事技术诸方面非常卓越，似乎总是比周边的“蛮族”技高一筹，然而大多数朝代都把武力征服放在和平共处和怀柔政策之后，明朝在相当时间内似乎对外敌入侵并无准备。中国一般来讲更关注国内的稳定和安康，而不追求武力扩张，只有清廷，特别是乾隆皇帝才热衷于开疆掠土。在他的统治下，清朝的疆域扩展至外蒙和塔里木盆地，尼泊尔、缅甸和越南成为藩属。[48] 清以前的各朝（元代除外）的边疆政策是建立在中国汉族的世界秩序的观念框架中。以中国为中心的这个世界是等级制的，周边的缺少高级文化的夷狄或保护国以朝贡的形式表示臣服，天朝也通过怀柔之策，或货物易换的慷慨条件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当夷狄索取过高而得不到满足并进犯边陲时，天朝惩罚性的军事活动便成为必要。中国的边防和外交政策总的来说并不是黩武的。
    现今留传下来的大量清代文献是有关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及相关事件。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西方汉学家们更多地了解到这些文献，从而把这方面的研究推向深度。令许多汉学者感兴趣的是地方精英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作用。魏菲德等人认为从16世纪中叶起，科举考试中的竞争变得激烈了，那些通过科举考试出仕的和未能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在地方上形成上层乡绅和下层乡绅两个集团。
    乡绅出仕做官时，行事多以朝廷的利益为准绳，而退休回到故乡，则往往利用自己在官场的影响和地位获取财产，为自己的宗族和地方谋利益，兴办水利、教育和慈善事业。中国乡村的政治生活就是在这两种互相冲突的力量和原则间达到某种平衡的情况下演进的。
    农村的动乱是在多种原因下发生的，并不一定是由灾荒或反抗朝廷或抗租所引起。在许多情况下是由大姓之间为争水、争地、控制重要交通运输线和市场而发生械斗扩大化造成的。约翰·威尔斯认为从明末开始，中国农村出现某种武装化过程，明朝的崩溃和清军的入侵带来的危机感使乡村行政组织和社团发生变化。在江南，过去存在的各种准军事组织，例如防盗匪和守护庄稼的自保组织、团练等同乡绅和普通民众一起合为一支地方自保武装。[49]
    城市里的骚乱也是多种原因，例如抗税、抗议官员腐败和滥用职权，反对某项官方法令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汉学试图探讨把乡绅和普通民众维系在一起的那些结构性力量。他们认为中央政府正是在这种制度结构框架内建立起对民众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