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芮玛丽和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这样的美国汉学家也认为儒家价值和社会制度阻碍中国适应近代世界。[10] 而另一些汉学家如史华慈、鲁道夫夫妇、宣道华和珀金斯等则相信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并不是水火不相容。史华慈强调中国文化的延续性，而鲁道夫夫妇则批评那些低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着潜在近代因素的观点。珀金斯（Dwight Perkins）认为19世纪西方冲击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已孕育着某些和近代经济发展相符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11] 在张灏眼中晚清中国知识分子沿袭了儒家传统所关切的一套问题来对西方冲击作出回应。狄百瑞相信理学能够成为对现存秩序的一股批判力量。墨子刻断言理学家内心充满一种强烈的、痛苦的困境感，他们的根本目的在于改造自己和社会，西方的方法使他们看到了实现屡遭挫折的变革社会的理想的手段。[12][13][14] 这些观点反映了美国汉学界对晚清历史和儒家思想体系的现代意义的不同认知。
    二世界历史视野下的清代历史：社会转型的失败
    现代化理论视野下对清代历史的解读必然要涉及到一个为什么清代中国不能象西方那样步入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对中西历史的有意或无意的比较也推动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探讨。早在启蒙时代，亚当·斯密和孟德斯鸠就注意到中国的停滞。19世纪末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同发展理性资本主义的关系的问题给予极具理论性的研究。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的两个方面阻碍了理性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首先是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某些形式和原则，诸如繁杂的税收制度，城市缺少自主独立性，行会制度的长期延续，司法缺乏独立性，宗法主义和帝国官僚的僵化等。其次是涉及到中国儒生士大夫阶层的世界观，例如缺乏人与自然的紧张感，倾向于有理性的适应而不是征服世界，以及从伦理上轻视赚钱的活动等等。
    帕森斯受到韦伯的影响，也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阻碍理性资本主义在中国兴起。实际上，现代化理论家都认为非西方社会的传统文化价值阻扰现代化的开展。在帕森斯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倾向于理性精神，但这种理性主要表现为实践理性，而缺少形式上的理性化。他认为每一个社会制度要延续，必得发展出各种功能以应付该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生存问题。现代工业社会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社会系统，因为她分化出各种复杂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在低度发展的社会中则处于未分化的状态。[12] 帕森斯把帝制中国放在他的社会演化模式的中间，称之为“历史中间帝国”（the historical intermediate empires），紧随其后的是像古代希腊和罗马这样的“种床”国家（seed-bed），最后是现代西方。
    晚近的西方汉学家是在对中国历史的新认知：即中国社会经济和政府组织相当发达的基础上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围绕这个中心问题进行研究的西方论著中，最有名的是伊懋可（Mark Elvin）的著作《中国历史的模式》。伊懋可认为到宋代，中国的经济与技术进步已演进到掀起一场工业革命的门槛，中国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机械化工业体系，如以水排推动的联动机具从事机械化谷物加工、鼓风炼铁等功用。但是发展的势头到元朝后期却消失了。明清两代经济没有质的变化，只有量即规模的扩充。清代中国不能自主发展步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恰恰是因为“前现代”的中国过度发达，其技术、市场和运输网络都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由此使发明节省劳力的机器和其他生产技术的改进都不能导致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降，这使得以采用节省劳力的机器为特征的工业革命在晚清没有经济意义。[16]
    在伊懋可看来，18世纪后的中国已陷入他所称的“高均衡陷阱”（high equilibrium trap），只有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投入才能打破这种陷阱，而中国当时不可能发展出自己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伊懋可的“高均衡陷阱”是在高度发达的传统社会中出现的马尔萨斯人口经济怪圈的变异形式。费正清在更早的一本书中已描述到19世纪初的中国处在马尔萨斯人口经济怪圈的第二阶段，伊懋可以更具理论复杂性和精确性的方式对晚清社会经济的这种现象进行了解读。他的书在1971年发表后，立即在大西洋两岸受到高度关注。伊懋可的《中国历史的模式》是马克斯·韦伯以后对中国历史所作的最具理论性的解读。
    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琼斯与伊懋可持相同观点，琼斯也认为宋代中国曾短暂出现现代型的集约性经济增长，当时的人均国民收入是整个中国帝制时代最高的。满清政府的重农轻商政策和人口压力使这样的现代集约性增长未能再出现。[17]
    斯坚雅把中国未能独立演化出工业资本主义归因于中国的经济地理特征和狭隘的行会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是市场导向的，但市场还不是那种理性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市场。围绕区域性中心城市和附近的小镇是星星点点的规模不等的市场和复杂的物流体系。商人们组建起各种僵硬的行会组织，以垄断手法控制市场，阻碍着商品的自由流通和生产的交换关系的形成。中国传统经济中的乡镇和城市市场迷漫着狭隘的地方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8]
    李约瑟在他的一篇从科技角度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解读文章中，看到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对科学技术的促进作用，同时又发现在农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同发展商品经济之间的内在矛盾。帝制晚期的中国社会也缺少许多发展资本主义的现代经济制度和手段。[19]
    墨子刻和马若孟对清代经济社会史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力图客观地研究前近代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连续性与断裂，发现制约清代历史发展的社会制度和结构上的变化的原因。在他们看来，1500年到1800年间经济组织发生重要变革，从而能支撑同期的巨大人口增长。马若孟认为这一时期私营工商业十分活跃，并受到政府更加合理的金融政策的鼓励，还伴随着财产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变化，社会等级制度也被削弱了。[20][21][22] 这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使中国经济在18世纪支撑3亿多人口。明后半期以后，区域间的商品交换充分发展起来，东南沿海的盐、糖、水果、茶叶，长江三角洲的丝绸，东北的烟草、棉花、西湖和江西的谷物，景德镇的瓷器，云南的铜，西北和四川的铜、铅、铁、煤、木柴、纸张等等在全国市场上交换。
    马若孟和墨子刻等人的探讨突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清代的国家政权和官僚体制是阻碍还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晚近的研究更多注意到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有限性。如国家除管理相当部分的运输、邮道，少数奢侈品的生产，马匹的征用和盐业垄断性经营外，仅局限于收集谷物价格指数，通过兴修水利和调运粮食来应对灾变，平抑粮价。尽管皇室也经商并拥有相当地产，但帝制政府主要致力于营造一个更有利的经济氛围。中央政府对水患的治理也是有限的，许多水利工程是由地方社区所组织的。
    明末推行“一条鞭”赋税制后，（财政部）仍然是一个类似统计局之类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对帝国的财政收支负责的部门。清政府推行丁赋，并以交银代替所有的徭役赋税，也未能改变这种情形。18世纪前后，人口剧增，清廷似乎并未从剧增的人口中获取更多税收，而是宣称“永不加税赋”。刘翠容等人的研究表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人均税收可能实际上是下降了，而不是增加了。[23]
    这些“新汉学”的研究认为，清政府通过这些举措对人口经济的变迁在体制上做出灵活应对，轻徭薄赋，对货币的生产和流通进行管理，使经济保持稳步发展，使臣民的福利得到基本保障。这期间，非农业部门获得发展，财富的分配似乎较前趋平，各种专门社会机构开始分化萌生。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较少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取得的。例如明清两代都未根据产量和价格来调节纸币的供应量。这幅图画与我们认为专制政府无所不管，因而对社会的发展有支配性影响的传统观点迥异。
    与清季现代资本主义难产问题相连的是把清代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框架下来研究的尝试。新汉学的这个研究领域则着重于观察中国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与互相影响，它参照中国以外的事件来评价中国内部发生的事件。它不同于结构主义史学。结构主义史学偏重那些跨文化的共同模式，例如出生、死亡和婚姻的社会学模式。在世界历史的大框架下研究清代历史变化，探讨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与外界的联络途径，中国如何参与世界贸易，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交往，[24][25] 中国与欧洲的海上贸易，[26] 外国如何影响中国军事和纺织技术的提高，疾病如何从新大陆和欧洲传入中国，[27] 新种类的粮食作物如何从美洲传入，[28] 以及外国银币的输入等等。[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