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廷对巩哥锁南之死极为震惊。这不是一件孤立简单的事件，它涉及朝廷与藏区的联系有可能被人为切断，朝廷“广行招谕”藏区僧俗首领的战略部署可能会半途而废，明太祖当然不能听之任之。为确保与藏地联系的畅通无阻，朝廷决定派兵西征。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洪武十年四月，太祖“命卫国公邓愈为征西将军，大都督同知沐英为副将军，率师讨吐蕃”。这是一次速战速决的用兵，仅用一月时间，邓愈所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明实录》说：“征西将军邓愈兵至吐蕃，攻败川藏之众，追至昆仑山，斩首甚众，获马牛羊十余万，遂遣凉州等卫将士分戍碾北等处而还。”[14]
    明太祖还任用已经归顺朝廷的藏族首领出使乌思藏地方，让他们向那里的僧俗首领转达皇帝和朝廷的旨意。最早归顺明朝的藏区首领何锁南普原为元朝的吐蕃宣慰使，于洪武四年，受许允德招抚后，纳款归降明朝，朝廷封授他为河州卫指挥同知。他入朝以后，曾奉朝廷旨意出使乌思藏地区，圆满完成任务回朝复命后，明太祖对他十分满意，特地命中书省对他加以褒奖。
    洪武十二年七月戊申，（太祖）“敕中书省臣曰：‘君子贵守信而行义’，今何锁南普自归附以来，信义甚坚。前遣使乌思藏宣布朕命，远涉万里，不殚勤劳。及归，言皆称朕意。……宜加礼待，其赐何锁南普米、麦各三十石。”[15]
    3.克新、宗泐及智光等高僧入藏招抚
    由于藏区地域辽阔，各部分散，互不统隶，对其僧俗首领的招抚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又相继派遣克新为首的三名汉地佛教僧人诏谕藏族僧俗头领，并要求他们沿路考察，绘出地图带回。这三位汉地高僧就是元末明初高僧宗泐、克新和智光。利用汉地高僧招谕藏传佛教高僧，真可说是洪武朝的一大创举。
    提及任用汉地高僧为朝廷使者入藏区施行宣谕之事，首先还要讲一下金陵大天界寺。天界寺建于元代，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将其潜邸改建成佛寺，题名“大龙翔集庆寺”，宗泐的师傅、著名元末高僧文广智即为该寺的开山住持。及至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军队攻下集庆（即南京），进驻大龙翔集庆寺，僧众逃散。后该寺住持慧昙积极活动靠拢新朝，朱元璋遂“诏改龙翔为大天界寺，命昙主之”。[16] 有明太祖为政治靠山，天界寺更是名重一时，声被遐迩。据载，“每设法会，昙必升座，举宣秘要，车驾亲临，恩数优洽。远迩学徒，闻风奔赴，堂筵至无所容”。[16] 朱元璋还亲笔御书“天下第一禅林”，悬之寺门。有元一代，曾设有一个专门行政机构即宣政院（前身称总制院），该机构专门负责藏区事务及佛教事务，这是元代的一大创举。明朝建立后，不再设置这样的机构，而且朱元璋在治理藏区及佛教事务方面完全有自己的一套，并不预备照搬元朝旧制度。那么，涉关藏区及藏族僧人以及汉地佛教事务等事宜也还很多，也应有专门机构负责才是。而这方面事务又带有特殊性，一般行政机构又未必合适。正是适应这种特别形势之需要，再加上大天界寺有藏传佛教的背景，朱元璋把金陵大天界寺放到了一个特别的地位上，让它兼管全国佛教事务。洪武元年正月，明太祖在大天界寺“立善世院，以僧慧昙领释教事”，[17] 并授慧昙以“演梵善世利国崇教大禅师”封号，“统诸山释教”，“秩视从二品”、“颁之诰命，赐以紫方袍”。由此可知，明建国之初创设的第一个僧官机构称善世院。“善世”一词，作为僧司名称首见于明朝。所谓“善世”者，即取其劝化世人为善之意，正如宋濂所说：“入佛之门，建善之本”。[18] 善世院开设不久，慧昙即染疾，遂“罢院事”，洪武三年夏疾愈，便奉诏出使西域。据载，慧昙于洪武四年秋“至省合剌国，宣布威德。其国王感慕，馆於佛山寺，待以师礼”。① 同年九月，抱疾出使的慧昙带着“不能复命”的遗憾客寂西域。
    洪武朝出使藏区的僧人克新和宗泐都是出自大天界寺。
    关于克新的事迹，见于记载者甚少，清人文集中对其生平事迹有寥寥记载：
    “克新，字仲铭，番阳人。宋左丞佘襄公之九世孙。始业科举，朝廷罢进士，乃更为佛学。即治其学，益博通外典，务为古文。出游庐山，下大江，揽金陵六朝遗迹，掌书记于文皇潜邸之寺七年。兵起，留滞苏杭，主常熟之慧日，迁平江之资庆，洪武庚戌，奉诏往西域招谕吐蕃。”
    此处所说“文皇潜邸之寺”，即集庆大龙翔寺，也就是明代的大天界寺。克新曾在此寺主文书事达七年之久，直至元末战乱后才离开。其时，大龙翔寺住持正是元末高僧释笑隐和尚。据《新续高僧传》等记载，笑隐共有十大弟子，克新年纪最轻。笑隐也是宗泐的师傅，故克新与宗泐本同出一门。
    克新奉旨出行藏区是在洪武三年（1370）。据载，洪武三年六月，明太祖“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域招谕吐蕃，仍命图其所过山川地形以归”。[19]
    宗泐，浙江临海人，俗姓周，字季潭，别号全室。据僧传记载，此人自幼学习梵文，精通梵汉佛典，是元朝末年江浙一带有影响的高僧。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十分重视佛教僧人在社会上的教化功用，认为佛教是“阴翊王度”，下诏书征召高僧，宗泐则是于洪武四年应诏来住持天界寺，与明太祖个人关系极为密切。明太祖对宗泐礼遇有加，每当宗泐升座讲法，太祖皇帝常御驾亲幸；命御膳房每日赐予膳食，“荣遇为一时之冠”，“时见临幸，日有赐膳，尝和其诗，称为泐翁”。宗泐还深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影响，为报效君王，也乐于“为知己者用”，甚至可以为知己者死，故其后不久有了奉诏西域万里之行的壮举。
    宗泐于洪武十年奉旨出使西域，他的使命除招抚吐蕃部落外，还顺带“搜求（佛教）遗书”“佛有遗书在西域中印土，有旨命公往取，既衔命而西。出没无人之境，往返数万里，五年而还，艰难险阻备尝之矣”。[20]
    宗泐完成使命，回朝复命是在洪武十四年：
    十二月乙卯，“僧宗泐还自西域。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巴者万户府遣使随宗泐来朝，表贡方物”。[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