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从酝酿到爆发，说明这场战争的本质是朝鲜人民及朝鲜、各种政治党派反对分治、要求民族统一和独立的一场内战。它的酝酿和爆发，国内因素是基本的，它不完全是由大国唆使与纵恿而形成的，也不属于后来出现的所谓代理人性质的战争，而是朝鲜人民对分治的一种抗拒的必然趋向。这场战争一方面固然是大国强权政治留下的恶果，但另一方面，它却是小国把大国拖入一场性质纯属内战的战争的典型事例，这一点，对尔后卷入的各国来说，是理应作为经验教训加以吸取的。
    （二）外因
    朝鲜的形势为什么会发展成为一场热战？战后第一场热战为什么发生在亚洲，而不是发生在两强争夺的重点欧洲？美国和苏联对战争的爆发负有哪些历史责任？这些是在研究这场战争起因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朝战的爆发内因固然是基础，但它的发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国际环境所决定的。
    第二次大战甫告结束，在战争中形成的两大强国--美国和苏联，就开始了他们争夺势力范围的角逐。这场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手段和决心所进行的斗争发展迅猛，使战后的短暂和平重新蒙上阴影，宣告了冷战时代的到来。
    冷战首先由欧洲开始。从欧洲的波兰、德国、捷克、希腊到中近东的伊朗和土耳其等国的问题上，美苏双方都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在某些事件上（如1948年6月开始的柏林封锁），双方颇有剑拔弩张之势。但是，在欧洲的斗争有惊无险，实质上只不过是一场意志的较量。因为他们深知那里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是双方争夺的战略重点，也是双方的重兵集结地，谁也不想或不敢冒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因此，在几度较量之后，双方互有得失，势力范围大致敲定，使该地区以一种特有的“武装对峙下的和平状态”稳定下来。在欧洲激烈的争夺的同时，两种意识形态的敌对宣传也同步增长。对战后的冷战宣传，史学家一般把下述事件列为突出事件：一是1946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对选民讲话时，重谈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将导致战争和资本主义存在战争不可避免等观点；二是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三是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利用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机会发表了被称之谓“杜鲁门主义”的演说，将世界划分为两种生活方式、两大对立社会体系。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2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凯南的电报，和他在1947年7月以“X先生”化名发表的文章，他对苏联社会性质的分析和“遏制理论”，不仅被美国政府采纳作为对苏关系的理论依据，而且把它变成了对苏军事上进行战略部署的指导方针。以上这些演说和文章标志着美苏之间的冷战不仅有了实践的方面，而且各自形成了理论体系。
    亚洲的冷战较欧洲为晚，但美国遇到的真正麻烦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东亚。
    战后，东亚的局势和世界局势一样，处于一种新旧体制交替的动荡状态中。由于老殖民主义的衰败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败降，东亚各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运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在这一大潮中，不少国家的共产党站在斗争的前列，使各国内部的斗争与国际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互相交叉，呈现着错综复杂的局面。“杜鲁门总统喜欢简单的答案，但麻烦在于问题却是错综复杂的”④。
    东亚战后局势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内战、朝鲜分治、对日和约和印度支那民族独立运动。美国和苏联在东亚主要是围绕着雅尔塔体系的执行进行交涉和斗争。苏联控制着从千岛群岛、朝鲜北部、中国的东北地区和蒙古；美国则独自占领着日本、朝鲜南部，控制着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双方初期在东亚的交锋并不激烈，原因之一是美苏战后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争夺的重点欧洲，给予亚洲的注意力少得多。随着美国在欧洲地区承担的义务代价过高，也限制了冷战在东亚的实际推行；之二，在东亚的诸问题中，对日和约尚未提上日程，朝鲜问题的交涉还限于谈判桌上，中国内战前景不够明朗，斗争还没有形成焦点；之三，苏联在东亚边缘地区的势力范围之外影响有限，谈不上对美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同时，不包括在雅尔塔体系之内的印支地区对双方还是一个所谓的“灰色地区”，美国在东亚的对苏遏制线一时难以构成。由于以上原因，亚洲的冷战在战后初期不像欧洲那样剑拔弩张，但随着欧洲冷战的加剧，东亚的局势也日趋紧张，美国的东亚政策也遇到了更多的挑战。
    美国在东亚遇到的最为严重的挑战来自中国。
    美国把中国视为战后遏制苏联在东亚大陆扩张的主要支柱，希望中国既避免内战，又避免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国就着手调解国共争端。美国的调解表面上是打着不干涉内政的旗子，对两党似乎不偏不倚。实际上，它从日本投降后大规模空运国民党军到东北、华北时起，就深深地卷入了中国内战。美国的根本立场是从意识形态斗争出发，对中国的革命持敌对的态度，调解的目的只是推动蒋介石在实行一定改组的基础上，让中国共产党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中，从而巩固蒋介石政权，同时也实现遏制苏联影响扩展的目的。但蒋对美国的深刻用意并不领情，一心想建立其一党专政、一人独裁，他之所以敢于一再破坏和谈，就是相信美国总统总是要支持他的。当中国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之时，美国对华政策面临进退两难境地：既不愿看到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又无力承担在中国广大土地上全面卷入的重负。同时，美国也深知，他所支持的蒋政权的腐败和丧失民心的状况已经注定了它的失败命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采取了有限援助--即有限卷入的政策，实际是另一种形式的静观政策，为尔后对华政策留下机动的余地。美国在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杜鲁门政府的强烈的反共意识和政策。由此出发，它对战后亚洲出现的民族革命运动一律斥之为苏联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正如专栏记者李普曼所说，美国为了建立对苏联“攻不破的藩篱”，必须把自己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寄托在我们不可能有多少了解的卫星国、傀儡、雇员和代理人身上”⑤。支持蒋介石到底的政策使美国最终陷入了外交和内政上无休止的难题和困境之中。
    中国革命的成功使美国在远东的遏制政策遇到了极大的挫败，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杜鲁门政府遭到共和党右翼和院外援华集团的双重围攻。与此同时，欧洲联盟的内部在德国问题上出现分岐，苏联的原子弹试爆成功，种种情况都不利于美国政府冷战政策的推行，但杜鲁门总统摆脱困境的对策却是冷战升级、军备升级。1950年1月，杜鲁门总统下令研制氢弹；4月批转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68号文件，该文件是杜鲁门主义在国家安全战略上的全面阐述，是美国战后重整军备的重要决策性文件。但是，为执行68号文件所需要的资金很难再像希腊事件时那样从国会榨出。因此，朝鲜战争的发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正如艾奇逊后来所同意的，‘朝鲜把我们救出来了’”⑥。
    朝鲜战争的祸根是雅尔塔会议的强权政治铸成的。三八线的划定最初只是为了美苏进军朝鲜受降时便于分工管理，该时，美苏虽已萌发分歧，仍不失为盟友。但当战后根据有关协议着手解决朝鲜独立和统一问题时，欧洲的冷战正向世界各地，其中包括东亚的朝鲜辐射，美苏之间的关系也正由同盟逐步走向对峙。随着冷战的升级，美苏在东亚、在朝鲜的政策也都纳入了扩大各自势力的范畴。由此出发，双方在解决朝鲜问题时既缺乏共同立场，又无解决问题的愿望，各项建议与反建议大多是旨在加强本国的势力和影响，同时削弱对方的阵地。于是，托管变成了分治，联合政府无望组成，索性各自成立于己有利的政府，各自经营自己的地盘。从此，三八线改变了原来的意义，成了美苏之间区分势力范围的一条不可逾越的分界线。任何想移开三八线的企图，不管来自国际的或国内的，都将意味着对对方利益的严重挑战。
    由上可以看出，朝鲜战争内因是基本的，它本质上是一场内战；而外因又是主要的：美苏在全球推行冷战必然要导致碰撞。不幸的是朝鲜恰恰成了第一次碰撞的事发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