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的局限与有限战争的制约
    朝鲜战争的爆发曾引起世界人民极大的关注和担心。这场战争向何处去？会不会发展为另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是原子大战？人们的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从当时的形势看，全球性冷战对峙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美苏两强不仅有能力进行世界大战，而且正在为此加强准备。特别是在两国都掌握了原子武器的情况下，朝战的前途殊难预料。但战争的进程并没有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发展，而是成为一场人们所希望的有限的、局部的战争。这一结局绝非偶然，而是表明了人们对战争正在经历着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有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有了广岛和长崎的惨祸，今后的战争如何打？这是一切国家的战争指导者面临的一个艰难的抉择问题。朝鲜战争既不同于古代和近代史上那些因经济技术落后而只能进行规模有限的局部战争，也不同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爆发的导致大战的局部战争。它是在人类进入核时代之后第一场受到限制的局部战争。它预示了当时还没有被许多政治家认识和承认的真理：正是由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正是由于原子武器的问世，未来战争的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大战不能再打了，原子武器不能再使用了，人们也不可以任意地不择手段、不加限制地扩大战争与追求“彻底胜利”的战争目标。未来的战争虽然不可避免，但必须在目标、手段、地域等方面更加强限制。从这一意义上讲，朝鲜战争在战争史上的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规定了尔后战争的游戏规则。
    但是，人的认识总是落后于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大国战后仍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未来战争的模式，以此作为建军和加强战场准备的理论依据。因此，当朝鲜战争爆发时，有关各方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对参加这场战争的目的、手段等方面或是认识模糊，或是按旧的思维方式进行指导，以致出现了政治与军事战略的矛盾与摇摆，以及某些战役、战术行动上的盲目。这些，都反映了人们认识上的局限与有限战争的时代性制约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对这场有限战争从思想上到理论上都没有准备。“西方设想中唯一可能发生的战争类型是全面战争，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是苏联对美国、或者对美国在西欧的第一道防线进行突然袭击”（21）。
    “实际上，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不是为一场有限战争所设计的蓝本，而是建立在全面战争基础上的文件（22）。”美国政府没有准备打一场局部战争，更没有把局部战争提到战略高度，因此当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对这场战争的判断与处置从开始就进入了迷途。在战争性质和主要敌手的分析上，美国按其既定分析立刻断定，这场战争是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美国军方则更“以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苏联终于决定要一决雌雄了”（23）。由此可以理解，美国在朝战爆发后，不仅决定干预，而且是全面干预。从6月25日至30日，美陆海空三军全面卷入，海空作战范围扩大到三八线以北地区，第7舰队的巡逻区也扩展至台湾以东和台湾海峡地区，可动用力量的底线划在“目前情况下不危及日本的安全”。与此同时，还加速向印度支那的法殖民军提供军事援助，并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可以看出，上述部署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朝鲜半岛这场局部战争的需要。实际上，这一部署反映了美国是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在整个亚洲摆开了一个准备大打的架势，其部署是既有点（朝鲜半岛），也有面（大陆沿海和印支），还有纵深（菲律宾）。值得指出的是上述部署与措施中所针对的敌手不是朝鲜北方，而是苏联，还有中国，甚至还有东亚其他共运和民族解放运动。
    美国对参战目标的几度更迭，反映了它对有限战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十分苦恼”的过程。在美国参战的第一阶段，杜鲁门和艾奇逊从避免朝战扩大出发，对参战目标做出了有限制的承诺。他们在声明中明确，美国干涉的目的是“迫使北朝鲜人退回到三八线以北去”，“恢复那里的和平，恢复原来的疆界”，别无他图。这一目标反映了美国在战争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做出的比较谨慎的决定，也符合有限战争的原则。但是，在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并顺利发展进攻的第二阶段，美国的军事、政治目标发生了不应有的改变：军事目标是越过三八线，消灭“北朝鲜的武装力量”，政治目标也改为争取建立一个“自由、独立和统一的朝鲜”，即武力统一全朝鲜。无庸讳言，这一决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完全属于美国势力范围的朝鲜，这对该地区的原有格局是一次极大的改变，从而造成了使朝鲜战争面临扩大化的危险。越过三八线，武力统一全朝鲜在军事行动上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在政治上则是一次“盲动蠢举”，因为这条由美国人划定的区分势力范围的线，现在已经成为划分战争有限与扩大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这次目标的改变是美国对有限战争原则的一次危险的挑战，其结果是美国“面临一场新的战争”。至战争第三阶段，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战争形势再次发生急剧变化。一方面是麦克阿瑟遭到惨败后强烈要求扩大战争，一方面是盟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强烈要求尽早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美国政府此时才由前一阶段的头脑发热变清醒起来。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其目标又回到了第一阶段，即以三八线为界，以谈判结束战争。这一次目标的修正虽然有其痛苦的一面，但也有很大的教益，它使美国政府的政策明确无误的回到了有限战争的轨道上来。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发生的最令人吃惊和不可思议的事件，是麦克阿瑟将军和杜鲁门总统的冲突。其实，这场冲突的实质也是在于究竟把战争控制在何种范围，达到何种目标和运用何种手段等问题，也即如何把握和实施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麦克阿瑟的悲剧在于：他对战后开始的这个新的时代缺乏应有的敏感，对未来战争形态可能发生的变化更加模糊。在他的记忆里，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战争样式，战争的目的是彻底战胜敌手，占领其领土，迫使敌方无条件投降。为了这一目的，可以动用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地域范围不受任何限制。当他在朝鲜战场顺利发展时，他命令部队向鸭绿江推进时不要有所顾虑，他要求北朝鲜部队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当他遭到失败时，则要进行不计后果的报复；当他的要求受到政府的抑制时，他的言行恰恰说明他的思维是如何地落后于形势，他对国家政策和大战略是如何的无知。他认为军事是中性的，不问政治，只求实效，打仗的唯一目的就是取得胜利，有时就要像赌博一样，不怕冒风险。他攻击他所受到的政治性限制，宣称限制实际是“姑息”，打有限战争是“破落户的方针”，是一种“零敲碎打”、“半吊子战争”，“还不如向敌人投降”等等。他的这些言论实际是对有限战争的艺术和原则的全面否定。
    苏联在朝鲜战争的表现从另一侧面也说明了它对新条件下的有限战争是根本不理解的。从第二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的军事学说和战争准备完全是根据二战经验总结出来的模式，其理论的核心是两大阵营必有一战，未来的战争是一场总体战和核大战，其作战原则就是根据欧洲战场和远东战役所总结出来的宽正面、高速度、大纵深。在当时苏联的军事学说和军事战略中没有局部或有限战争这一词条。当朝战爆发，美国进行干涉时，苏联的主导思想是怕战火继续扩大，怕苏联卷进去，怕美苏在这里迎头相撞引发一场核大战。即使当朝鲜北方处境危急时，苏联也是从它的国家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决定宁可坐视忍让，也不会在朝鲜直接插手。苏联对有限战争这一观点延宕多年，直至七十年代后期，才在理论上探讨了在核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实施问题，足以说明它在军事理论上的僵化和保守到了何种程度。可以看出，苏联在朝鲜战争中那种畏惧心理，并不表明它对有限战争的理解，而是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它对这种新战争形态的更深层的迷茫。同时，它在战争中的许多表态和暗示，不仅对战争起不到限制作用，相反起到示弱并鼓励了对方的效果。美军敢于扩大战争目标与苏联的这种表现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军队具有在国内同日本侵略军和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丰富经验，但出国作战尚属首次，在朝鲜进行这场局部战争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因而认识上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共中央在下定入朝作战决心的同时，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政治目标、作战目标，以及战局发展的前景等都作了深入而周密的研究。在达成总的政治目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前提下，中共中央作出了力求使战争地方化，即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决定。为此，在朝鲜战场以外，没有再采取和美军直接对抗的行动，这一思想贯串于战争的全过程。在作战目标上，则是要力争歼灭战区内的敌军，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在分析战局发展前景时，中共中央也估计到几种可能：一是达成上述作战目标；二是迫使美国军队撤退至三八线以南，以谈判结束战争；三是打成僵局，美国对中国公开宣战。对于这三种可能，中共中央的态度是力争第一种可能，准备接受第二种可能，避免第三种可能。中共中央上述诸决定在40年之后来看，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比如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不主动在其他地方挑起冲突；比如争取打好，准备承受最坏的情况，准备以打促谈，解决问题等，都是贯串一条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的总方针（24）。也正是这些正确的战略指导，使武器装备严重落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挫败了美国以武力统一朝鲜、危及中国安全的企图，最后促成了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但是中国的一些决定也表露出受国内战争经验和传统思维的影响，对这场局部战争的认识并非都完美无缺，对同美军的作战也有估计不足之处。比如在入朝作战之初提出歼灭朝境内的美国军队，主要是第8集团军等。经过五次战役之后，中共中央及时地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消灭美军、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是不现实的，因此及时修正了作战目标，确定了“打到三八线为止”，“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结束战争”的新方针，从而解决了和树立了在这场局部战争中的目标有限这一关键性的指导原则问题，也完成了由国内战争向国际局部战争的思想认识上的转变。
    中国军队通过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进行国际局部战争的丰富的经验，这对尔后的军队建设产生了良好的作用。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思维的影响，也因苏联许多教条主义东西的影响，中国对局部战争理论的研究没有深入下去。六十年代以后，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的特殊背景，对形势估计偏激，在国防建设上强调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一度对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