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朝鲜战争的教训与影响
    （一）朝战是对冷战推行者的第一次惩戒
    朝鲜战争是冷战政策所结下的第一个恶果。为了探讨这场战争的更深层的原因，必需对战后冷战的发动稍作剖析。
    回顾战后冷战形成的那段历史，可以说，美苏双方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这场冷战的发动，哪一方责任更大，这是一个长期有争论的问题。但只要从战后形势的宏观角度和两国领导的言行与决策等方面加以对比考证，人们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比较而言，美国政府，特别是杜鲁门总统对冷战的发动负有更大的责任。第一，从当时美苏两国的综合国力而言，虽然同为强国，但美国的实力大大强于苏联。苏联虽有意图扩张的一面，但受到物质基础薄弱的限制不得不有所收敛；而美国则因其雄厚的物力、财力和尖端武器，处于优势地位。在此种情况下，美国在国际、国内大搞“苏联威胁”等冷战宣传，其醉翁之意不在酒；第二，从当时双方的国家战略和大战略分析，苏联总的是采取守势，斯大林战后的战略思想倾向于保守。在欧洲，苏联大致是按雅尔塔协定行事，对希腊、伊朗、土耳其事态的处理，对法国、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抑制，以及对中国革命所持的不相信、不积极支持的态度等，都说明了苏联的保守、持重的态度，即使在柏林危机时期，它也不想把事态扩大或挑起战火。而美国的战略则富于进攻性，积极推行全球战略，在全球范围对苏进行遏制，处处建立遏制线；第三，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引起美国官方强烈反响的苏联冷战言论或著作多数是属于一种理论和哲学体系，比如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战争不可避免，两大阵营必有一战，资本主义必然走向衰亡，等等，这些理论或著作同国家军事战略完全是两码事。但美国的看法则不同，正如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所指出的：“我们的决策者，不是把这些著作看作是一种政治哲学体系，而是把它们看作是苏联战略的战地应用手册（25）。”美国的对策则是把许多理论、口号变成了外交和军事战略的指导原则和行动纲领，这一理论受到李普曼先生的全面抨击。此后，杜鲁门总统提出的杜鲁门主义则是公开分裂世界的宣言书，还有被杜鲁门总统称之为“一个核桃两半分”的马歇尔计划与干涉不发达国家内部事务的“第四点计划”等，无一不是美国在冷战理论指导下的对外政策和国家战略的重要行动纲领；第四，战后冷战的发动与当时两国的主要领导人斯大林、杜鲁门的个人素质、经验、品格、行为等有密切的关系。斯大林的思想倾向一如前述，特别是在苏联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后，他的当务之急是集中主要精力于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为此，他虽然在和美国争夺势力范围的讨价还价中时而表现强硬，有时也不乏妥协，但斯大林由于对西方存有较大的戒心，加之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影响，对冷战的升级负有一定的责任。杜鲁门总统的情况和斯大林有所不同：一方面他是在世界历史处于转折关头接替逝世的罗斯福总统上台的；另一方面他是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首脑，因此，他的意识形态、世界观、素质与言行，不仅对美国的发展有其重大作用，尤其是对世界大局必然产生决定性影响。综观杜鲁门任总统的七年时间的言行，对他在冷战发动时期的特殊作用可做如下概括：
    从意识形态倾向上看，杜鲁门总统是以强烈反苏反共而著称。“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时，《纽约时报》曾广泛宣扬杜鲁门参议员不偏不倚的忠告：‘如果我们看到德国要获胜，我们就应当帮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获胜，我们应当帮助德国，这样使他们尽可能互相削弱’”（26）。杜鲁门这一议论和一生强烈反苏反共的丘吉尔当时的议论相比，他比后者的反共意识更强烈，他的“忠告”也缺乏后者当时所表示的抛却前嫌、共同抗击法西斯那种政治家的远见和风度。
    从对外政策的实践看，杜鲁门接任总统之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杜鲁门与贝尔纳斯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政治家。这两人对国际主义都没有鉴别能力和实践经验。即使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与斯大林有歧见，罗斯福总是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和对国际事务的谅解与苏联打交道，而未见世面的杜鲁门则往往鲁莽地采取好战和不合外交常规的办法。为了长远的目标，罗斯福能说服或软化他的顾问们的反苏情绪，而杜鲁门则对其顾问们言听计从，什么话都捅出去，而不顾及这样做可能导致外交联系途径的中断（27）”。事实上，杜鲁门上台不久，就全面改变了罗斯福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用杜鲁门自己的话说：“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再搞什么妥协了。”“我对哄孩子似的迁就苏联人感到厌倦了”（28）。杜鲁门早就急于把外交的决定权抓紧，打上自己的烙印。为此，他否定了贝尔纳斯1946年在莫斯科会议上同苏联达成的关于欧洲和亚洲问题的妥协，并斥之为“绥靖”。“在他给贝尔纳斯的亲笔备忘录中，他直接了当地表明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一权威，详细阐明了他对将来政策进程的看法。这一政策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抵制苏联的扩张意图。除了要用‘铁拳’来支持强硬的谈判，不承认任何一个苏联式的‘警察国家’。杜鲁门还提出更为积极主动的政策来防止苏联任何进一步的征服。在亚洲，这一全球性防御线包括以下要求：‘我们必须完全控制日本和太平洋。我们必须复兴中国，在那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朝鲜我们也应当这样做。’”（29）总统对战后世界没有按照他预期的方式发展多次表示不满，他曾告诉一个顾问，“他估计美国在和苏联打交道时应该能够得到它想得到的百分之八十五”（30）。由此，杜鲁门的外交政策和构想已可略见轮廓，他所执行的“富于竞争性、好战的反苏反共的遏制政策”与罗斯福时期的外交政策已是南辕北辙，分道扬镳。李普曼在批判遏制政策时正确地指出：“外交史本来就是对手国家之间的关系史，它们并不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也不响应求得共同的呼吁。尽管如此，历史上是有过解决安排的。”“作为一个外交家而认为和对手及不友好国家之间不能达成解决，那是忘记了外交是干什么的。如果世界上全是伙伴国家，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响应于共同的呼吁的话，外交家将没有什么事可干了”（31）。富布赖特参议员尖锐地指出：“杜鲁门主义的运用基于一套对现实所作的假定：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是十分不道德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是征服世界的政治阴谋。在同共产主义打交道时，我们的领导人就无需依照正常的法则来进行求证与推理。归根到底，谁听说过要给魔鬼一种公平的待遇”（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