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必然中的偶然--一场战略上的遭遇战
    朝鲜战争是在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发生的，它既有必然性的一面，又有偶然性的一面。这场战争的爆发有一定的突然性，战争进程与攻防转换呈现快速性，对作战对象的判断存在相当的主观性，这些特点使战争有很多捉摸不定的方面，出现了许多偶然因素。从战略角度来看，它发生在一个非战略重点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参战者是打了一场仓促上阵的遭遇战。
    在美国建国后200余年的历史上，对外战争的记录都是胜利与骄傲，朝鲜则是第一个例外。
    “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⑦。美国人把它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战争”。政坛老手艾夫里尔·哈里曼说它是“一场苦涩的战争”⑧。“美国共和党人把它称为本世纪对外政策的妄动蠢举，并以此为杀手锏，结束了民主党对白宫的十六年统治”⑨。这场战争之所以“苦涩”、“不得人心”，以及战争中出现的诸多偶然情况，主要是由于杜鲁门政府在战前和战争爆发后的一系列错误判断和决策造成的。
    在战前的几年中，美国对南朝鲜的政策一直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对美国来说，南朝鲜既缺乏它所需要的资源，也不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正如中国谚语中所说的吃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美国内部对它在南朝鲜的存在一直有争论。1947年4月，美国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在列举对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程序上，南朝鲜排在14个国家之后，名列倒数第二。特别是在欧洲的负担日益沉重的情况下，南朝鲜就更被视为一个包袱。因此，美国从1947年就酝酿从南朝鲜撤军，但出于所谓信誉和影响，又不能简单地放弃南朝鲜。为了逐步撤出南朝鲜，美国采取的第一步计划是将它交给联合国--“一个并不是弱不禁风的靠山”。但美国此举既不能解决朝鲜的和平与统一问题，也难以使美国达到它完全从那里脱身的目的。
    当美国按预定计划从南朝鲜撤军时，它对李承晚政府的状况缺乏正确的分析和对策。由于李承晚日益倾向于独裁，南朝鲜的政局不断出现动荡，通货膨胀，民怨很大。在南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这样一方政府的存在必然潜伏着危机，内部的混乱结果必将导致意外事件的发生。美国对这一情况显然没给予足够重视。同时，美国对南朝鲜的军队状况的估计也与实际不符。不少美国官员认为，南朝鲜军队有良好的训练和装备，在“入侵”发生时，他们将独立地挫败它。有的甚至说南朝鲜的军队是比中国国民党军队等都好的一支。这些漫不经心的判断都是为美军早日从南朝鲜撤出的目的服务的。
    在撤军之后，美国虽然和南朝鲜签订了军事条约，但又多次在公开的政策讲话中不把南朝鲜包括在美国的防御圈之内。这些讲话并不是疏漏，“只不过是重申了一项早已被认可的美国政策罢了”，美国“关心的主要是自己不要在那里陷得过深，免得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作战”⑩。但美国早已在朝鲜深深陷入，这些讲话实际形成了自我矛盾的状况，在朝鲜当时的状态下更增加了混乱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就在美国国务院和军方都希望朝鲜局势保持稳定以利于美国解决对日和约和中国政策问题的时候，新上任的国务院特别顾问杜勒斯跑到三八线用望远镜窥视北方，并发表支持李承晚的讲话，这对朝鲜两方肯定都产生了影响。这种政出多门、自相矛盾的情况必然使朝鲜局势更加危急。
    许多美国政治家和学者指出，美国对朝鲜战争的爆发几乎没有预先警报，这种情况确实令人费解。一种解释是美国认为下一场战争将是同苏联之间的一场全球战争，对双方来说，朝鲜都不是展开这场大战的重要地区，因此对那里的局势不予重视。有的作家则认为，对朝战爆发的疏忽，如同珍珠港事件一样，“不是情报太少，而是情报太多”（11）。在浩瀚的情报海洋中，朝鲜的几点火星是容易被忽视的。战前，美军顾问团的情报经常矛盾，部分原因是南朝鲜方面造成的。从美军撤出之日起，南朝鲜就天天喊“狼来了”，美使馆认为其目的是为了要武器，这种真假难分的情况使美国的判断无所适从。笔者认为，美国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朝鲜战争是一场必然要发生的内战的性质缺乏认识所造成，对美苏在那里建立的两个势不两立的政府必有一搏缺乏预见。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这场战争的判断和处置上，如同战前一样，也是错误百出，而且明显地反映了杜鲁门总统的风格--反应迅速、果断而鲁莽。
    在情况判断上，美国从两极对峙的冷战观念和68号文件的准备大战的战略出发，断定“进攻是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非武力不能加以制止”。并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扩张的总战略中的第一个突破口。杜鲁门总统的反应更为直接，“他担心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回合”（12）。
    美国做出的第一步决定（海、空特别是地面部队的参战）就显示出，它所设想的作战对象不仅是北朝鲜，而主要是苏联。随后，杜鲁门总统还宣布成立战时内阁，指示除非离开现职会影响工作外，任何人都不得避免服役。他甚至还考虑征募德国人进美国陆军或加入在朝鲜作战的英、法军队中参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紧锣密鼓准备迎击苏联可能进行对等的干涉之时，苏联则是小心地不把自己的威信押在朝鲜这场仗上。苏联在情况判断上和美国一样也是忽左忽右，一厢情愿地认为朝鲜战争是一场内战，美国可能和对中国的内战一样不一定进行武力干涉。由于只强调了内战的方面，因而没有看到朝鲜战争的爆发背景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内战，这场战争爆发必然牵动雅尔塔体系的改动，苏联即使没有出兵也逃脱不了干系。但斯大林终究比杜鲁门老练，他下定决心不在朝鲜同美国直接对抗，不直接出兵，只打笔墨官司。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苏联在东亚的企图估计过分，它所采取的决策多数属于不适当或过了头，从而带来了严重后果。美国那位颇有见地的外交家查尔斯·波伦评论说：“我相信，NSC/68号文件关于苏联目标的错误判断，曾把艾奇逊等人在看待朝鲜战争的问题上引入歧途”（13）。
    美国为了替它的干涉提供所谓道义的立足点，再次动用联合国，并联合部分盟友和小伙伴共同出兵，以壮声势。事实证明，美国赋予这个先天、后天都不足的国际组织以力不胜任的重负是不适宜的。众所周知，当时的联合国实际是在美国把持多数的情况下通过了一些符合美国意图的决议，有的决议是在美国先采取了行动之后才提交联合国通过的，决议只是对既成事实的事后批准。但美国利用联合国并没有使它增强许多力量，相反受到日益增多的掣肘，这是它始料未及的。联合国卷入朝战几乎造成它的分裂，对此，李普曼先生早有告诫：“企图利用联合国作为它们的工具，它是没有前途的，它不是被抛弃，就是变成一个反苏集团，无论那一种结果，联合国都会遭到毁灭（14）”。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最大错误莫过于造成和中国的直接对抗，以及对中国出兵判断的失误。
    美国在中国内战期间，没有直接的军事卷入。朝战爆发后，它也不想和中国在那里发生直接武力对抗。但是这种对抗恰恰发生，而且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一段最不友好时期的开端。从某种意义上讲，美、中两国没有在中国大陆直接武力相见，而在朝鲜半岛相撞，这一情况既属必然，又属偶然，对两国而言，都有相当的遭遇战的成份。所谓遭遇是指这种对抗既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源渊，又有现实政策的失误成份，以及缺乏沟通所致。
    美国出兵朝鲜是美苏冷战政策的必然结果，对此双方都有责任。但是，美国在出兵同时所做出的许多扩张措施，其后果则远远超出了朝鲜这场局部战争的范畴，其中特别是第7舰队北上封锁台湾海峡，直接干涉了中国的主权和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