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以来，尽管美国国内对中国有各种敌对情绪和谋划，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曾有过一定缓和的趋向。1月1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声明：“美国并无将福摩萨（按指中国台湾省）或其他中国领土据为己有的计划。美国不想在福摩萨取得特殊权利或优待以建立军事基地，也无任何使用其武装部队干涉现有局势的意图。美国政府将不走会导致参与中国内战的道路。同样，美国政府将不向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顾问。（15）”但不到半年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一改过去打算放弃台湾的想法，转变到要把它抓在手里的政策。美国这一政策转变标志着，从朝战爆发开始，美国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冷战政策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化，它把亚洲的共产党统统打入苏联的“附庸”、美国的“敌人”之列，对中国的政策从设法鼓励中苏分裂以争取中国，回到了把苏中都视为大敌的老路上去。
    关于美国为什么做出这一决定，不少学者认为是军事角度的考虑大于政策的因素，对苏作战需要的成份大于对华的成份。但是，美国这一错误决定的出笼并非偶然，它与美对华政策长期倾向是一致的。美国虽然不得不从中国大陆撤出去，但一直对中国持敌视态度；虽然估计到中国和苏联之间总有一天会出现分岐，但在当时又难以扭转国内敌视新中国的潮流；虽然在“白皮书”中承认蒋政权腐败无望，但又不愿承认新中国为合法政权。美国阻挠中国解放台湾的企图始终没有放弃，并秘密策划台湾从大陆分离出去。因此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美国总是要以各种藉口阻挠中国解放台湾。在杜鲁门总统开战后的声明中。虽然一方面表白第7舰队的行动是“中立化”行动，既不容许中国军队解放台湾，也不容许国民党军队进攻大陆，但同时又宣称台湾地位要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平的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16）。这些声明表明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立场不是什么中立，而是要把台湾问题变成一个国际争议的问题，从中国分离出去。这种粗暴的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已使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与这一行动相呼应，美国还宣布加速以军事援助供给在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军队，不仅迈出了与老殖民主义者合流的第一步，也是在中国的南部边境再增加一处威胁中国安全的布点。所幸的是，当蒋介石自告奋勇愿意出兵入朝参战时，美国政府从利弊得失考虑予以婉拒，使事态没有急剧恶化。
    对中国出兵判断的错误是造成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受挫的重大战略失误。
    美国在朝鲜作战的主要顾虑是怕和苏联对抗。为此，美国动用了一切手段以查明苏联的意图和动向。华盛顿当局命令各军事情报部门除了严密注视苏联参加朝战的任何迹象外，对苏联“在南斯拉夫一带，尤其是保加利亚一带以及在北欧一带所进行的活动，应该特别加以警惕”（17）。至8月底，美国已摸清苏联的底牌，即苏不愿冒全面战争风险，而且在北方战况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即使撒手不管也不会干预（18）。苏联的态度使美国松了一大口气，但也对美国判断中国的反应产生了错觉。
    美国对中国判断失误来源于它强权政治的傲慢和对中国的无知。自美国出兵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开始，至美国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推进时为止，中国政府以各种形式提出了多次抗议和警告，但美国政府对此始终没有严肃认真看待。在美国看来，中国的抗议是没有道理的，美国出兵台湾海峡并不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实际上美国趁朝战之机以中立之名行强占台湾之实是早有预谋，此举也是为满足军方和共和党要求的战略和政略的重要步骤，只不过方式上比较隐晦而已。美国政府对中国所提出的警告认为只是虚张声势。在美国人心目中，中国刚刚建立政权，国内政局不稳，经济情况很糟，特别是军队装备落后，没有可能出兵。1950年8月17日，美国通过印度对中国进行威胁，声言朝战的发展要看中国态度而定。如果中国扩大战事甘心为他人火中取栗，中国的运输系统和为数有限的工业设施将会遭到毁灭。艾奇逊9月10日宣称，“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如果干预，那纯粹是发疯。据我看来，他们插手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毫无疑问，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压力，但他们从中得不到一点好处，我真弄不懂他们为什么屈服于那种压力（19）。”这种政策和策略出自一个大国的国务卿之口，真正是异想天开。美国的分析也表明，它对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杰出的领导集体）是完全陌生和怀有深刻偏见和敌意的。同时，美国也完全无视了如下历史与现实：身受100余年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一旦站了起来，将十分珍视自己的独立和统一，不会再仰人鼻息，不会屈服于来自西方或东方的压力，也不畏强敌。但美国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之战况发展顺利，无所顾及地越过三八线，直向中国边境逼进。在强敌临境的严峻形势下，中国政府毅然做出了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这一决定完全出乎美国的意料之外。对美国来说，这次由它一手造成的必然的碰撞竟成了一场偶然的遭遇战，说明了美国在情况判断上的主观性达到了何种程度。中国的出兵完全打乱了美国战略构想，使其以武力统一全朝鲜，把遏制线推进到中苏边境的企图归于泡影，而且面临一场“全新的战争”。
    其实，中国做出出动志愿军的决定并非易事。从已经发表的回忆录和文章来看，中国领导人做出出兵决定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美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贯敌视态度。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右翼、“中国帮”等不断进行反对、制裁新中国和援蒋反攻的鼓噪，在干涉朝鲜的内战的同时阻挠中国解放台湾，其中，远东美军司令兼入朝作战的美军司令麦克阿瑟1950年7月31日到台湾的活动和言论，起码代表了军方和相当一部分政界人士和杜勒斯、腊斯克等人的意图。因此，当美军分别从东（朝鲜）中（台湾海峡）南（印支）三方逼近中国领土时，当美国军政要人等敌视威胁中国的言论甚嚣尘上之时，美国政府所说的对中国友好和“中立化”的言论和保证，未免显得自欺欺人，中国政府当然不会相信，而只能准备和美国一搏；二是朝鲜人民特别是北朝鲜的许多爱国志士曾在抗日战争中和中国人民并肩抗日，支援过中国人民。当他们处境危急，急切要求中国给以特别援助之时，中国无论从过去共同抗日的友谊出发，还是从国际主义出发，或是从自身安危出发，都难以对朋友甩手不管，坐视不救；三是从利弊得失战略分析出发，既然美国政策右转，中美对抗不可避免，与其坐等美国逼近边境，放蒋出笼，四面受困，不如主动迎敌；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再建设；与其将来坐待对手打进来，在中国国土上打，不如在国门之外打；与其示弱，不如示之以强。同时，中国参战虽然存在不利因素，如国力和军队装备方面，但也有许多较敌有利因素，比如师出有名士气高，全国一致支援，战线短，作战经验丰富，战役战术灵活，敢打硬仗，美军骄而无备，我则可以突然制敌等等。因此，中共中央认为：中国人民“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20）。但是，由于这一决定事关重大，中共中央曾多次反复讨论，充分听取了林彪等人的反对意见，也曾数易决心，在出兵时间上多次变更，对出兵作战的种种困难作了充分的估计。在全过程中，中国政府以多种形式、多次地提出警告，但美国决心以武力统一全朝鲜，对中国政府的警告不予理睬。在10月2日做出出兵决定之后，中国政府还想最后做出努力，避免中美交战。10月3日1时，周恩来总理请印度大使转告美、英政府，中国政府希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不能坐视不顾。但美国政府仍然不予理睬，从而失去了避免中美交战的最后时机，以致必然变成了偶然，一场有战略意义的遭遇战终于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