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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用兵驻兵西藏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影响(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西藏研究》 冯智 参加讨论

阿尔布巴之乱平定,待局势基本稳定后,留兵2000驻藏,其余奉命内撤。关于事后驻兵西藏事宜,雍正帝曾征求陕西总督岳钟琪等人的意见:“今兵既未能全数到藏,驻藏之兵当作如何数?驻藏统领之人只得迈禄、周瑛耳。”(注:张羽新:《清朝治藏典章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057页,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三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十二日,岳钟琪遵旨恭奏:“惟查驻藏官兵数目,臣遵旨酌拟,似应留兵三千名”。又说:“臣复查藏地数年以来收成稍歉,若驻兵太多,其所需口粮食物购买颇难……凡通谆(准)噶尔之各处要隘,颇罗鼐已派遣阿里等处番兵悉力守御。臣愚以为留兵二千,川陕各居其半,可以资弹压。”(注:张羽新:《清朝治藏典章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057页,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三册。)雍正帝基本上采纳了岳氏建议,同意“若多驻兵丁,未免粮谷不敷。”于是谕王大臣等:“著将川陕兵丁各留一千名驻藏,共成二千之数。”(注:《清世宗实录》卷72。)
    此后,又令驻藏大臣僧格、马喇二人统领驻藏官兵,2000名兵丁分驻前后藏。雍正九年(1733年),因驻藏官兵供应浩繁,决定留兵500,其余内撤。从此清军在西藏常驻官兵500,3年轮换,形成惯例。
    (三)乾隆时期用兵驻兵形成定制
    清政府自雍正时期加强对西藏的驻兵,使西藏“数年来安静无事”。乾隆十四年(1749年),为减少开支,将驻藏官兵大部分内撤,仅留百余名护卫驻藏大臣。这时珠尔默特那木札勒(颇罗鼐次子,1747年清朝封卿袭为郡王并执政)反叛的迹象日渐暴露,对此,四川总督策楞不无忧虑的疏奏:现西藏“爪牙不过百名,不特当有事之际实不足资其调遣,即平常无事之时亦恐无以重体统而联声势。”因此“设兵驻防有益于藏地之事为大。”(注:《清高宗实录》卷356。)此后,朝廷不断接到珠氏横行无度的奏报,乾隆深感不安,令军机大臣传谕驻藏大臣拉布敦:“令其于抵藏时,就现在情形,与傅清公同悉心详酌。”(注:《清高宗实录》卷356。)
    此时,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的野心膨胀。他“耗费地方资财”,杀死其兄车布登全家,公开与达赖喇嘛为敌,无视驻藏大臣的权威。他甚至勾结准噶尔部,请求罢撤驻藏清军,阻绝交通,欲杀尽清朝驻藏官兵。1750年,驻藏大臣拉布敦、傅清先发制人,将其诱杀,但两位驻藏大臣也以身殉职,西藏地方陷入混乱之中。
    清朝立即派遣四川总督策楞率军入藏平乱。此时,七世达赖喇嘛尽力保护驻藏官员家属,很快控制住了西藏的局势。清廷遂下令停止川军入藏,只派策楞赴藏办理善后事宜。清朝鉴于珠氏之乱,废除了郡王制,授权达赖喇嘛“亲政”,管理西藏地方政府;组建噶厦地方政府,设噶伦四人,三俗一僧,共同协商办理日常事务,遇有重大政务必须请示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噶伦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举荐,呈报清朝正式任命。此次对西藏行政体制的重大调整,一改以往的政教分离方式,而实行了政教合一的制度。这一做法更符合当时西藏社会的特点,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了清朝灭亡。
    1751年初,云南提督冶大雄奏请,“藏内仍照前安设重兵驻防”,“三年一换”。同年4月,四川总督策楞等亦奏:“藏内仍须驻兵五百,其沿途台站亦应照数安设妥协。现将所带进藏官兵内,照数挑选驻藏……兵一千名。”(注:《清高宗实录》卷387。)清朝鉴于西藏之乱的严重教训,采纳此奏,恢复藏内仍驻兵500的旧制,另派兵千名驻守四川至西藏沿途所设军台、粮站。同时批准了策楞等拟定的《西藏善后章程》,该章程提高和巩固了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强调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地位平等。关于驻防军队事项规定:增设管理西藏地方军队的代本一名,加强防御。藏军的调遣,防御卡隘,“均应遵旨,听候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印信文书遵行”。
    此后,驻藏清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西藏一个长时期的稳定作出了贡献。但到18世纪末,西藏又陷入廓尔喀(清史作“巴勒布”)两次入侵的混乱局面,清朝再次大规模派遣部队入藏征剿。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在廓尔喀第一次侵藏后,乾隆帝即派理藩院侍郎巴忠、成都将军鄂辉等率军入藏。清军抵藏后,廓尔喀向我求和,巴忠等人违反乾隆帝意旨,擅自议和,许给廓尔喀每年元宝三百个(合银九千六百两),作为“地租”赔偿,廓尔喀退兵。鄂辉等人谎奏“业经全行收复,边界廓清”。但在条奏善后事宜中建议:“前藏向驻绿营官兵五百十员名……其札什伦布地方,亦应酌拨绿营官兵分驻。”并从察木多、江卡(今芒康)、硕板多(今边坝)、前藏等“四处共抽拨兵一百五十名”移驻后藏。同时后藏至前藏一路“应分立塘汛十二处”,每塘挑选番兵四五名,由噶伦办给口粮,均令驻防后藏都司“随时稽查管束。”(注:《清高宗实录》卷1333。)军机大臣等遵旨议复此事时,认为扎什伦布地处重要战略位置,“自应因时制宜,量移官兵驻扎。”(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六月二十七日,《和珅等遵旨议复藏地善后事宜十九条折》,见《一史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最终乾隆帝批准抽调150名官兵驻防后藏。
    乾隆五十五年(1791年),廓尔喀以向西藏索要议和所许赔款为借口,再次侵入西藏,占领聂拉木、济咙、定日等地,长驱直入,攻陷日喀则,大肆抢掠扎什伦布寺后退回至聂拉木。乾隆帝得奏后,首先对怯懦无能、胆小怕事的驻藏官员进行严惩。将保泰革职,巴忠则畏罪自杀。受命率兵入藏的鄂辉、成德,也因“坐失机会,其错谬甚大”,将鄂辉革去总督职,赏给副都统衔;将成德革去将军职,赏给副都统衔。清朝严办了媚敌的萨迦寺喇嘛、预言不可敌的扎寺仔仲喇嘛、携资逃跑的仲巴呼图克图,以及勾敌入寇的沙玛尔活佛等罪人。但却称赞八世达赖喇嘛“毅然决断,甚有识见”。(注:《清高宗实录》卷1387。)
    乾隆五十六年(1792年)初,清朝任命嘉勇公福康安为大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率领清军入藏。在西藏人民的支持下,福康安率领清军迅速收复失地,逼近廓尔喀首府阳布(今加德满都)时,廓尔喀统治者不得不投降,并把从扎什伦布寺掠去的财物归还西藏。清军旋即而归,廓尔喀派人至北京认罪。清朝两次派军入藏,驱逐廓尔喀的入侵,保卫了西藏,巩固了边防,增强了汉藏等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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