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代，寒食从民间走向宫廷，地位有显著的提高，成了重要的几个节日之一。唐人非常重视寒食，上自朝廷，下至百姓，禁火之俗，几乎遍及中国，唐诗中有“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沈期）、“寒食家家尽禁烟”（张仁宝）、“处处无烟火，人家似暂空”（许裳）等诗句，形象地描写了各地寒食节的情况。与禁火相联系的，是流行于唐代的赐火之俗。每年到了寒食结束的日子，朝廷都举行起火仪式。《辇下岁时记》载“至清明尚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绢三疋，金碗一口。”[10]新火起后，为表示君臣的亲近关系，皇帝还将火赐给近臣。唐韩翃《寒食》诗有云：“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燕子斜。日暮汉宫传蜡烛，清烟散入五侯家。”唐人谢观的《清明日恩赐百官新火赋》亦描述了“万室而寒灰寂灭，三辰而纤霭不生”的寒食后，自皇帝处蒙赐新火“销冷酒之余毒，却罗衣之小寒”时的无究荣耀之感。[11]又宋人《春明退朝录》云：“唐时惟清明取榆柳火，以赐近臣戚里。本朝因之，惟赐辅臣戚里。”[12]可知赐火之俗，宋时犹存。经过了寒食三日冷食之苦后，朝廷通常举行大的筵会，并赏赐百官。这种承恩宴上，多才多艺的唐人，留下了不少的诗篇。[13]
    寒食在唐代最大的变化是上墓之俗的出现。寒食上墓，大致起源于唐代。先流行于民间，并逐渐得到了朝廷的承认。杜佑《通典》：“开元二十年制曰：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寝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者，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同拜扫礼。”[14]唐代民间寒食上墓之风盛行，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每到寒食之日，家家有出城祭扫，以至于没有祭扫的坟墓，会被认为是无主的荒坟。（唐王建《寒食诗》有：“但看垄头无新土，此中白骨无后人”句）到了盛唐时期，朝廷开始认同这一风俗，并将它编入五礼。此外，还针对这一风俗而定下了专门的假日。《唐六典》卷二记假宁令“寒食通清明四日”，卷六记：“官户奴婢，元日、冬至、寒食，放三日假”。[15]《旧唐书》载宪宗元和元年三月戊辰诏：“常参官寒食拜墓，在畿内，听假日往还。他州府奏取进止”。[16]对自己的祖先，唐帝国皇帝也规定在此日祭陵（《唐书·礼乐志四》）。到了五代时，更有庄宗与皇后亲自参加寒食拜祭的记录。[17]
    问题是，寒食的地位何以在唐朝有如是大的提高？
    我推想这与初唐政治有一定关系。其一、寒食信仰最核心的是起源古老的火信仰，中村乔认为与参星（火星）信仰有关，而参星属晋，是以太原一带寒食古来盛行。[18]李氏唐朝虽然出身于陇西，但按诸史实，其龙兴之地，实在太原。太祖李渊自隋大业十一年往山西河东为黜跋讨捕，十三年为太原留守，遂起兵太原。其二、做为其起兵的契机的晋祠祈雨，[19]实即与介子推有相当关系（太原郡一带子推为风雨之神），其三、其入关前三万骨干部队，皆募于太原地区[20]。而如前所述，古来山西人重视寒食。李唐王朝与太原、与介祠以上诸种因缘，同唐代寒食地位的提高，不能说没有内在联系。
    另一方面，扫墓习惯的形成，对寒食的普遍流行和地位的提高影响很大。这是因为，就普遍意义而言，祭奠先人，因与儒家封建的思想体系相联系，其重要性远在已渐渐淡化的古老的火信仰与介子推的传说之上。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确定极早，殷周文化转换之际有关的基本特征，即已基本确定。到了孔子，更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说教。在宗法一体化的古代封建社会，臣事君以忠，子事父以孝，是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儒家思想的根本。换言之，孝乃是封建统治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在古代的法令里关于不孝的规定和处罚，可以充分反应出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举佛教初入中国时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为例，佛教反对派排佛的一个最有力的逻辑就是，佛教讲轮回，无父无君，与忠孝思想相左。孝的表现在现实世界是子敬父，推而广之，在另一个世界的表现则在敬祖。中国古代不论是庶民还是帝王，对于祖先的祭奠都极其重视。正因如此，寒食扫墓之风的形成，对寒食在节日中地位的提高意义重大。以扫墓风俗的形成为标志，寒食由渐渐远离现实的传统节日，变为同时具有新的意义的节日，换个角度说，寒食被纳入了现有的统治意识形态中，从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以至到今天，禁火与换新火的风俗已经不再存在，但清明扫墓与纪念死者的风俗，却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论寒食为日本所知
    我们在考察了唐代的寒食后，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只能是：寒食在唐代已经是重要的节日之一，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寒食在古代是否为日本人所知？
    回答是肯定的。在当时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与寒食相关的典籍资料传到日本，以及日本遣派至唐的使者僧侣曾在中国渡过寒食节，这两方面都是有案可循的。
    先谈典籍。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典籍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博士王仁携《论语》、《千字文》来日本的记载，并见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繇是以后，日本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搜求中国古代典籍。推古朝十二年遣隋使入隋，直接任务除了与隋通国交外，就还有“时国家书藉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21]一项。《旧唐书》玄宗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尽市文籍泛海而还。”[22]天平胜宝四年，《佛祖统纪》又载，孝明天皇“遣使入中国，求内外教典。”[23]被派遣来中国的日本使者、僧侣们，都颇为留意对中国书籍的收求。以吉备真备为例，他从中国搜求携回的书，就有《唐礼》一百卅卷，《大衍历经》一卷，《大衍历立成》十二卷，《乐书要录》十卷。[24]而至今犹存的《日本国见在书目》，[25]从各种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国典籍传播日本的情况。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关寒食的记载，自然也传到日本。如当时深为日本人所喜爱的白居易的诗集中，就收入多首关于寒食的诗篇。 [26]而更有力的论据是《荆楚岁时记》的东传。 解释日本的宫廷行事与民间行事时，《荆楚岁时记》是最常被引用的书。因而被坂本太郎称为是年中行事的来历事典、指南书。据坂本太郎考证，《本朝月令》、《年中行事秘抄》均曾引用中臣丸连张弓等在天平胜宝五年（753 年）正月五日的勘奏。而勘奏中的风俗记事，可以推定是参考《荆楚岁时记》而做的。[27]因此，就时间上来说，《荆楚岁时记》早在奈良初期即已传来日本。又宽平年间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杂传家部》收入“《荆楚岁时记》一卷”此外在《总集家部》还收入了“《荆楚时序》一”，[28]这两种书的异同今天不详，但就这些资料可推知《荆楚岁时记》确实很早便传来日本，并且，在当时确实曾做为日本统治者设立年中行事的重要参考文件。而如众所周知，《荆楚岁时记》一书中，关于寒食及其由来、寒食的别名及寒食的行事内容，都有很详尽的介绍。就是说，典籍文献中，有关寒食的由来、传说、具体行事及唐朝有关寒食的新俗，很早便已传到日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