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日本遣派入唐的使者和僧侣，曾经在中国度过寒食节的也有很多人，其中有的还留下了相应的记录。在世界上相当有名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日本僧人园仁在中国的亲自经历。此书因为记录了有名的会昌灭佛的具体材料，而屡屡为史家所引用。而其开城四年二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园仁在楚州记曰：
    此三个日是寒食日，此三日天下不出烟，总吃寒食。又开城五年二月廿三日，园仁飘落于山东文登县境内，复记曰：
    廿二日寒食节，三日断火。
    又卷三，会昌二年二月十七日，记曰：
    十七日寒食节，前后一日，都三天假，家家拜墓。[29]园仁以外，来唐的日本使者、僧侣中，多有寒食期间滞留中国的。他们当同圆仁一样，对中国的寒食之俗有切身体会，归国以后，亦会有所言及。从另一个角度看，以天平年间鉴真渡日为代表，在日本还有许多中国人，他们也都是知道寒食的。
    综合以上几方面的资料，可以肯定地说，在古代寒食为日本人所知晓。既然寒食是唐代的重要节日之一，而且在古代即为日本人所知晓，寒食不入日本，可以推想的唯一的结论，只能是日本人有意识未加导入。那么，寒食何以不入日本呢？导致日本人不引入寒食的是什么意识呢？
    四、秽的观念
    我们认为，导致日本人不引入寒食的，是古代日本人的秽的观念。
    秽即不洁。古代日本人认为，人们所处的安定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与包容这一人类社会的自然一起，构成某种“秩序”。而秽则是面对扰乱人所属的这一秩序的现象，社会成员所持有的不安和恐惧的念头，以及对这一扰乱现象的规避。这一切逐渐定着形成一种社会观念，就是秽。[30]
    《延喜式》的临时祭条，所规定的秽恶事计有：人死、产，六畜死、产，吃肉等。在其他记录中，记载有改葬，伤胎（流产），怀妊，月事，失火，埋葬等。从这些条日中可以看出，举凡与日常生活相左的非常事件，几乎都被看成是秽恶。而所有的秽中，死秽是最重的。比如，同依《延喜式》临时祭条：人死忌三十日（自葬日始-原注），产七日，六畜死五日，产三日（鸡非忌限-原注），其吃肉三日。此外，改葬及四月以上伤胎（流产）时忌三十日，三月以下忌七日。[31]从这些规定中，我们不难看到死秽最重这一点。
    与秽密切关联的另一个观念是触秽。即沾染或传染上秽。当一个人因某种方式接触到了有秽的人或事物，他将同样不同程度地沾染上秽，这就是触秽。
    秽是无形的存在。但是，它的存在却与时间空间均有相关。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广狭，都对秽的强度与存在有很大的影响。因而，由于各种条件的不同，人们对秽的感染程度也不同。《延喜式》规定，甲处有秽，乙入其处着座，乙及同处人同秽。丙再入乙处着座，则只丙一身触秽，同处人不为秽，乙入丙处，人皆为秽，而丁如入丙处着座，丁无秽。[32]就绝对空间而言，墙院可以阻秽，而道路、桥梁、河滩、荒野等因为地处于开放空间，除了秽存在的地方外，其他地方则无秽。就时间而言，距离秽发生的时间越长，则秽的强度越弱。最极端的例子是白骨无秽--尸体已腐烂成白骨，则不再为秽。[33]
    需要补充指出的是两种扩大化的倾向。其一、秽的观念愈发展到后来，所涉及的对象愈为广泛，有关规定也愈趋臻密。其二、行动主体的地位越高越神圣，则秽所涉及的对象也越宽泛。如前述河滩、道路等开放的无限空间，只有秽存在的地方才有秽，而不存在传染问题。但当天皇行幸、御或奉币使神舆通行的时候，在经过道路或河滩时，为避免触秽，事先仍需要对道路与河滩进行清扫。例如，《续日本书纪》天平胜宝元年（749年）十月十四日，为迎接八幡神进京， 有朝命清扫道路除秽。[34]类似的记载还可见于《日本三代实录》元庆六年（882 年）十月廿九日。有关的清扫河滩的事例，则可举《雅实公记》长治二年（1-105年）八月条及《兵范记》仁安元年（1166年）十一月十五日条为证。
    秽的观念起源于何时？这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据山本幸夫介绍，高取正男曾指出，8世纪至9世纪，律令贵族对于以死为代表的秽的禁忌，剧增到叠床架屋的程度。而大山乔平亦曾对王朝贵族的秽的观念，自9世纪到10世纪延喜年间的错综复杂化与肥大化多有注目。[35] 正如我们上面讲到的，死秽是秽中最重的一种。但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其死，有棺无椁，封土做冢。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已葬，举家诣水中澡浴，以如练浴。”[36]从“他人就歌舞饮酒”来看，则当时的日本人并无忌死的习惯。而在公元五、六世纪修筑的规模巨大的古坟，也在另一个角度，向我们证明当时秽的观念尚未发达。递及《古事记》、《日本书纪》的时代，秽的观念方始出现。在这两本书记载的传说中，伊奘诺尊入黄泉国的记载，明显反映出的思想的存在。[37] 而《日本书纪》大化二年（646年）三月条：“自畿内及诸国等，宜定一所，而使收埋，不得污秽散埋处处。”[38]这些规定，反映出至少在《纪》《记》的时代，秽的观念已经开始支配人们的某些行动。再进一步，到延历十一年（792 年）八月四日，山城国纪伊郡深草山西面以近于京城，被禁止埋葬。第二年，又有禁止采用京下诸山墓地树木之令。又大同三年（808年） 正月二十日，更以该地的泥土被用来烧做供御器的理由，发出了禁止在河内国交野雄德山埋葬的禁令。[39]可见在大规模引进中国古代文化的6至8世纪，秽的观念，做为日本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业已是不能忽略的存在。
    寻择由三世纪《魏志·倭人传》以至古坟时期的历史，到6 世纪以降秽的观念的存在，这期间出现的观念转型或文化断层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有趣现象。与这一断层同时出现的是天孙降临、天皇为现人神的观念。我私以为这两者之间是颇有关联的。强调神圣的同时，开始重视回避秽恶，这本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相关联的，是当时贵族层与百姓层的观念的脱节。翻阅《日本后纪》延历十六年（797年）， 我们会看见这样的记载：禁止山城国爱宕、葛野郡的农民在自己家边葬死人。[40]在这样的禁令中，我们不难感觉出，当时的农民与贵族对死秽的感觉有多大的差异。这方面的问题，有待于今后的探讨。